明刻本可道者，有陈凤梧所刻《仪礼注疏》。陈本为监、毛本所自出，讹脱自少。顾炎武据石经校出监本五处脱文，除《乡射礼》“士鹿中”下所脱注文外，陈本均不脱。金曰追据陈本雠校，亦每有所得。以《士昏礼》为例，“葅醢四豆”，葅字误，当从陈本作菹；“席于北牖下”，牖字误，当从陈本作墉；“命之辞曰”，辞为衍字，陈本不衍。杨守敬云：陈本与其后发现之严州本、徐氏本“取源自异，其足与严州、徐氏互证者，正复不少”（注：杨守敬：《日本访书志》卷一。）。
    乾隆一朝，颇有雠校《仪礼》者，除去乾隆四年重雕《十三经注疏》外，又有沈廷芳《仪礼正字》、金曰追《仪礼经注疏正讹》、阮元《仪礼石经校勘记》、卢文弨《仪礼注疏详校》等。校勘者皆竭尽心力，参校本亦时有新出，使《仪礼》面貌一新。乾隆四年本《仪礼注疏》，“尤极审正，一切字书，悉依正体，凡旧本之错误，多所改定”（注：卢文弨：《仪礼注疏详校·凡例》。）。卢氏之书，“凡经及注疏，一字一句之异同，必博加考定，归于至当”（注：凌廷堪：《仪礼注疏详校序》。）。金氏之书，王鸣盛赞曰：“而今而后，此经可以毫发无遗憾矣”（注：王鸣盛：《仪礼经注疏正讹序》。）。平心而论，上引诸书，均未能尽扫落叶，其根源在未见单注单疏善本，所据诸本虽不无长处，然皆不足以为规范。卢文弨已有识于此：
    《仪礼》一书，自宋以来相传之注疏已有讹错，如朱子《通解》、黄勉斋《通解续》、杨信斋《图》、魏华父《要义》所引，亦与今本大概相同。（注：卢文弨：《仪礼注疏详校·凡例》。）
    卢说至确。笔者曾以《通解》与北监本《仪礼》比勘，同误处比比皆是：《士相见礼》“若尝为臣”，尝误作常；《乡饮酒礼》“司正升立于序端”，序误作席；《乡射礼》“宾与大夫坐反奠于其所”，脱坐字；《聘礼》“门外米禾皆二十车”，二十误作一十；《大射仪》“大史在干侯之东北”，大史误作大夫；《燕礼》“烹于门外东方”，前脱其牲狗也4字，《通解》又将此4字误置“陈馔器”下之记文内；《丧服》 “大夫去君埽其宗庙，埽误作歸；《既夕》“众主人东即位”，脱主字；《特牲馈食礼》“出立于户西南面”，脱户字；《有司彻》“宰夫执夲以从”夲误作爵；“受爵酌献侑侑拜受三献北面荅拜”，此14字误重。诸如此类，不胜枚举。卢氏以精于校雠而闻名，而卢校本不能成善本，无它，在底本不精。所可断言者，若不得能宋椠注、疏之善本，而仅据此类转录注疏之书，则《仪礼》校勘难有尽期。
    嘉庆初，黄丕烈访得《仪礼疏》一部，已阙卷三二至三七，尚存卷一至三一，卷三八至五○，共44卷。因首尾完具，知原本为50卷，与清代通行之42卷本不同。此书不录经注，仅有贾公彦疏文，当即单疏本。有关《仪礼》单疏本之记载，始见于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称“《仪礼》五十卷”。其后，马端临《文献通考》、黄佐《南雍志·经籍志》所载亦同。马氏又记是书曰：“景德中官本《仪礼疏》，…正经注语皆标起止，而疏文列其下”（注：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一八○。）。黄氏所得，亦注语皆标起止，卷数亦同。且每卷结衔曰：“唐朝散大夫行太学博士弘文馆学士臣贾公彦等撰”，书末列吕蒙正等14人官衔，皆宋椠古式，故断此书为宋景德官本《仪礼疏》。
    《仪礼》单疏本之发现，于《仪礼》校勘意义重大。其一，“订正自来用《经传通解》转改之失”（注：顾广圻：《重刊宋本仪礼疏序》。）。此前，校勘者无从得见贾疏原貌。因朱子《通解》多录贾疏，故据以转校疏文。然朱子书于贾疏，既非全录，又多润饰。贾疏謇涩，朱子为便于阅读计，曾细加爬梳，多有删削，或移易前后，或增成其义。不得视其为贾氏原疏。时单疏本未见，学者不察于此，遂以《通解》为准的，刊正诸本，至有成笑柄者。如金曰追《仪礼经注疏正讹》，“专以朱子为正，忘贾疏前文之所有，而遽以后文为脱去，辄以《通解》补之”（注：卢文弨：《仪礼注疏详校·凡例》。），久为学者诟病。今单疏本出，校勘者可径直就正，不必再依傍《通解》。其二，单疏本均每节标有经注“某某字至某某字”，即所谓起止语，此等文字犹存部分经注之旧，每每可确定校勘中之是非，而各本早已将其“刊落窜易殆尽”，故尤觉可贵。顾广圻以单疏本校通行本《仪礼注疏》，“凡正讹补脱，去衍乙错，无虑数千百处，神明焕然，为之改观”（注：顾广圻：《重刻仪礼注疏序》。）。此为顾炎武、张尔岐、卢文弨辈所不曾梦见者，黄丕烈称其为“于宋椠书籍中为奇中之奇、宝中之宝，莫与比伦者也”（注：黄丕烈：《百宋一廛书录》。），并不为过。
    数年后，黄丕烈又访得嘉定状元王敬铭旧藏《仪礼郑氏注》17卷，每半页8行，行17字，虽未记刊刻时地，然每卷末双行记经注字数， 书末又总记经注字数，皆宋版旧式。张淳《仪礼识误》校语所引，有南宋严州本者十余条。顾广圻以此本与之对勘，“无一不合，其为严州本决然矣”（注：黄丕烈：《百宋一廛书录》。）。黄丕烈亦取二者详校，定为宋严州单注本，但为“忠甫未见未订之本”（注：黄丕烈：《宋严州本仪礼经注疏精校重雕缘起》。）。
    张淳（字忠甫）于乾道八年校定《仪礼》时，参校本有北宋监本、京师巾箱本、杭州细字本及严州本等四种。北宋监本乃用五代刻本，为宋刻祖本。细字本及巾箱本分别为北宋南北方之翻刻本。严州本系以巾箱本为底本翻刻者，虽晚在南宋，但经精校，讹脱反较监、杭、巾箱诸本为少，乃宋刻中之善本（注：参阅张淳《仪礼识误序》。），其校勘价值，自不待赘言，是为清人首见之宋刻《仪礼》单注本，颇为校勘家推崇。
    越数年，清人又求得徐氏刻《仪礼郑氏注》。东吴徐氏于嘉靖翻刻宋本《三礼》。而以《仪礼》最精审，原书久逸，至此复出。因卷首有“佐文库”印，殆得自日本国。（注：参阅丁丙《雁影斋读书记》。）行格与严州本同。每卷末所记经注字数大多与严州本同，仅四卷略有出入。书末无经注总字数。全书敬字皆缺笔，但徵、让等字不避，陈祐疑其为“天圣以前本”（注：陈祐：《宋本仪礼注疏跋（明覆本）》。）。天圣为北宋仁宗年号，如是，是本之原尚在严本之前，弥足珍贵。陈氏以此本与唐石经相勘，顾炎武所指监本之脱落者，“此本一一皆在，其注亦无不在焉”，“又注之可以订正今本者甚多”（注：陈祐：《宋本仪礼注疏跋（明覆本）》。），又《仪礼识误》所引严本十余条，验之徐氏本，“皆与之合”（注：陈鳣：《宋本仪礼注疏跋（明覆本）》）。陈氏举证明监本讹脱而徐本不误者，达百又十九例之多。叶德辉以徐氏本与严州本相校，严州本误而徐氏本不误者，又有65处之多（注：叶德辉：《郋园读书志》卷一。），间有众本皆非而徐本独是者，如《乡射礼》郑注“古文而后作后非也孝经说然后曰”14字，各本皆阙，此本独全，“凡注疏阙者，此本俱有”（注：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卷二。）。足见徐本又有胜于严州本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