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曰：嫁者，其嫁于大夫者也。未嫁者，成人而未嫁者也。何以大功也？妾为君之党服，得与女君同。下言为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者，谓妾自服其私亲也。
    “传曰”以下56字，唐石经及各本皆如此。然细审其文义，实有费解者，若传曰“下言”云云，与经文无可系属，显有错乱。贾公彦作疏于此，即生疑窦，以为“下言”二字及“者谓妾自服其私亲也”9字共11字，“既非子夏自著，又非旧读者自安，是谁置之也？今以义， 必是郑君置之”（注：贾公彦：《仪礼注疏》卷三一。）。贾氏以“传曰”最末21字分为两段，以“为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等10字仍为经之传文，而以其前后11字为郑玄所加。宋元诸儒均不能移易其说。
    清人最先诘难贾说者为戴震。戴氏反对贾疏强分21字为两段，“经既见‘为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十字，传不应重见此十字而绝不释其意，是二十一字通为郑注无疑”（注：戴说见《仪礼集释》（武英殿聚珍版）校语。下同。）。戴氏所论，入情入理，今验之武威所出之汉简《服传》，亦无此21字，其识见令人惊叹。乾隆五十八年，阮元奉诏校勘《仪礼》石经，亦经此21字为郑玄之注，拟改传归注，（注：阮元：《捝经室集》一集卷二《仪礼丧服大功章传注舛误考》。）可谓所见略同。戴氏进而指出，本节经文之郑注，末言“大夫之妾为此三人之服也”，传之郑注曰：“此不辞……”，文意殊不相贯，当以前述之21字郑注插入其间，“凡五十六字，一气连贯，不可截断”。戴氏以前21字为错简而误置于此，极是，秦蕙田、孔广森、胡承珙等均同此说。盛世佐以为，此节文字尚有贾氏未识之疑点，传曰“何以大功也？妾为君之党服，得与女君同”，此16字与经文无涉，经未言及“大功”，传何从释之，显然不合注疏文例。盛氏曰：此十六字“当在上经‘大夫之妾为君之庶子’下，而脱简在此”。（注：盛世佐：《仪礼集编》。）如此，文意始得贯通无滞。胡培翚复以此16字为“大夫之妾为君之庶子”之传文，则辞气亦无碍，甚是。此节文字自汉唐以来即已杂乱无次，纠结不清，然经戴震、盛世佐、胡培翚等多方推敲，分之为三，使两段错简各归原位，再无纠葛，堪称理校典范，足启来者。
    清人之《仪礼》校勘，起步之艰辛，非诸经可比，而成就之卓著，亦非诸经能匹，其中颇有发人深思者。鄙见以为，主要原因有三。从社会原因而言，清廷对经学之提倡，使《仪礼》得以恢复其群经之一之地位，故传习者日甚一日。或毕生倾力于此，或此经与群经兼治，至绩溪胡氏，四世专治《仪礼》，古今罕有。汉族志士为捍卫民族文化，藉机推动礼学研究，使《仪礼》之学勃兴。此其一。从《仪礼》研究本身而言，则为视野开阔，宏观与专题并进。有关《仪礼》之研究，几乎无所不及。通考礼书者如徐乾学《读礼通考》、秦蕙田《五礼通考》、黄以周《礼书通故》；通解《仪礼》经义者如盛世佐《仪礼集编》、焦义恕《仪礼汇说》、蔡德晋《礼经本义》、方苞《仪礼析疑》、王士让《仪礼紃解》等；研究《仪礼》目录者如臧镛堂《仪礼目录》、胡匡衷《仪礼目录校证》；辨别今古文者如胡承珙《仪礼古今文义疏》；研究礼法通例者如凌廷堪《礼经释例》；研究宫室者如洪颐煊《宫室答问》、张惠言《仪礼宫室图》、万斯大《宫室图》、焦循《群经宫室图》等；研究官职者如胡匡衷《仪礼释官》；研究服制者如万斯同《丧服》、程瑶田《丧服文足徵记》、汪士铎《服带考》等；研究声读者如段玉裁《仪礼汉读考》，等等，不能备举。此皆专论《仪礼》者，兼论《仪礼》者如王引之《经义述闻》、于鬯《香草校书》等尚不在内。《仪礼》之文字校勘，有赖于经义之理解，而经义之理解则不离文字之校正，两者相辅相成，不可或缺。至凌廷堪《礼经释例》，将前人研究成果总结提炼，归纳各色仪节，创为通例，尤有助校勘。如此交汇融通，校勘之有飞跃，宜矣。此其二。从相关学科之影响而言，亦不无作用。清代学术以经学为主干，经学之发展，要求文字、音韵、训诂之学、版本学、目录学、金石学、文献学、考据学等学科有相应之发展，而上述各学科在清代均极发达，故又转而促进经学研究之深入。《仪礼》校勘亦颇受益于各相关学科，本文所举之例，多有可印证者。此其三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