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发现，使清人得以将各色磨改补刻之文字从石经原刻中逐一离析，再区分为不同等次，于《仪礼》校勘甚有助矣。此仅以阮元《仪礼石经校勘记》为例，略作申述。乾隆中，阮元任石经校勘官，为校《仪礼》上石，曾对唐石经磨改补刻之迹详加考察，一一记录，再行校雠，创获颇丰。如《士昏礼》，全篇“成”字皆缺末笔，此朱梁避太祖父诚之讳，阮元推定“此卷全为朱梁重刻”（注：说详《仪礼石经校勘记》。本节所引阮说，均同此注。）。又有某段为朱梁重刻者，如《燕礼》“阍人为大烛”句，石经无“大”字，据郑注、贾疏则当有之，阮元按：“此段经乃朱梁重刻。别行皆十字，此行独九字，明脱‘大’字无疑。”可知此“大”字为朱梁补刻时所脱漏。又如《丧服经传》之篇题，诸本多作“丧服”，无“经传”二字。究以何者为是，似难断言。阮元按：“石经开成初刻、《释文》皆作‘丧服经传’。石经乾符重修改刻，删‘经传’二字，诸本沿之。又按，乾符年间磨去经传二字，今石经拓本痕迹显然可辨，彼徒因小题‘子夏传’三字与大题重复故耳。”阮氏据石本磨改之迹论定篇名当作“丧服经传”，作“丧服”者，乃乾符改刻时为避免大、小题重出“传”字而删改，洵为不易之论。又阮氏辨明人补字之误者，如《既夕礼》“摈者出请”，补字石本无“出”字而有“须”字。阮曰：“石经每行十字，此虽残阙，而‘摈者出请’四字尚存可辨。明人补字，脱一出字，重衍一须字。”至确。《乡饮酒礼》“胜者先升升堂少右”句，补字石本及明监本均不叠“升”字。阮曰：“唐石经此处虽残阙无字，然以每行十字计之，亦当叠升字。今明人补字，此行九字，沿监本脱升字之讹。”由上引诸例可知，凡磨改、重刻、补刻处，每每易误。清人明识于此，留意于斯，再审以字体、行格，屡收奇效，致讹之由，无可隐遁。
    清人校勘《仪礼》，力辨非石经原刻之文字，已如上述。于石经原刻，亦不盲目遵从，必考而后信。清人所考校之原刻之误有二：一为讹刻，二为正俗字不辨。讹刻者如，《有司》“荅拜受爵尸降筵”句，爵尸，石经作尸爵。然揆诸上下文意，此处主妇荅拜所受之爵绝非尸爵，而是主人之爵。尸降筵为受主妇爵，即受于主人之爵，足见石经误倒其文，当乙正。又此篇“主妇受爵酌献二佐食”句，主妇，石经作主人。然细审经意，此节所述乃主妇亚献，若从石经作主人，则睽违不通，当正之。又如石经之“本”字，均作“夲”。检《说文》，二者非一字。前者从木一，训根；后者从大十，音皋，训进。诸如此类，清人悉校正之。
    正俗字不辨者，石经亦时有所见。隋唐时流行俗字，《仪礼》上石前后，郑覃、唐玄度等不能逐一辨正，故多有搀入正文者。后世版本或改俗从正，或改正从俗，绝少论证，但凭感觉而已。清代文字学勃兴，故学者能正本清源，明辨正俗。如《仪礼》习见之“涿”字，石经及诸本皆作“賔”，汉石经《大射仪》亦如是作，似无异说。然检《说文》，知此当以“賓”字为正。再如“宿”字，唐石经及诸本皆从佰作宿，然《说文》从，是为正字，从佰之宿为俗字。诸如此类，清人悉校从正。
    石经研究，在清代已成专门之学，成就斐然。其结果，使石经得到科学之整理，使之在校勘中之作用更为可靠。其间，以石经校经，又以经校石经，二者互动并进，使经文返正，礼义复明。
    二、广求善本与精校熟雠
    校勘之役，以广搜异本、精择底本为首务，得善本者则可事半功倍。清人深谙此道，版本意识极强，有顾千里之语为证：
    或问居士曰：“汲古毛氏刻十三经，凡十数年而始成，而居士云：‘非善本也’。古馀先生合刻《仪礼注疏》，乃一大经而难读者，仅改岁而成，而居士云：‘本莫善矣。’何谓也？”居士笑曰：“吾语汝乎！夫毛氏仍万历监刻而已，此其所以不能善也；古馀先生以宋本易之，而精校焉，熟雠焉，此其所以善也。”（注：顾广圻：《合刻仪礼注疏跋》。）
    版本之重要若此。然《仪礼》校勘之难，正在久乏善本。
    北宋经注与疏，原本别行，清人名之为单注本、单疏本。至南宋初，为省两读，始有萃刻注疏者。最早有两浙东路茶盐司本五经注疏，后有建州附释音本十一经注疏，前者即所谓八行本，后者即所谓十行本，均无《仪礼》。自王安石废罢《仪礼》，《仪礼》遂不为世人所重，宋人之“九经”不含《仪礼》（注：参见王应麟《玉海》。），故岳珂《九经三传沿革例》等皆不及于此经，其版刻之稀，当不难想见。
    嘉靖初，李元阳巡按闽中，汇刻各经注疏，独阙《仪礼》，是为闽本。后陈凤梧于山东合刻《仪礼注疏》，以补其阙。万历十四年，北京国子监翻刻闽本十三经注疏，是为明北监本。明北监本“校勘不精，讹舛弥甚，且有不知而妄改者”（注：顾炎武：《日知录》卷一八《监本二十四史》。），“至《仪礼》一经，脱误特甚”（注：张尔岐：《仪礼监本正误序》。）。崇祯中，常熟汲古阁毛氏又翻刻明北监本，是为毛本。毛本刻工虽精，然讹舛更盛，前引顾千里语已讥之。清初士大夫家藏者，北监、毛本而已。《仪礼》之乏善本，于十三经中独甚，张尔岐慨叹云：
    《易》、《书》、《诗》、《春秋》、《论语》、《孟子》、《礼记》充满天下，固不容或误。《周礼》、《尔雅》、《三传》，人间犹多善本，即有误，亦易见。《仪礼》既不显用于世，所赖以不至坠地者，独此本（北监本--笔者）尚在学宫耳，顾不免脱误至此。（注：张尔岐：《仪礼监本正误序》。）
    张氏累年究心于《仪礼》，亦无善本可据，“闻有朱子《经传通解》，无从得其传本。坊刻《考注》、《解诂》之类，皆无所是正，且多谬误”（注：张尔岐：《仪礼郑注句读序》。），故张氏所据者，石经、监本而外，仅吴澄《仪礼考注》而已。于此可见清初《仪礼》版本之萧条。
    清人寻访《仪礼》版本，不遗余力，所得亦丰。以嘉庆为界，可约略分为两段。嘉庆以前，所获以《仪礼》研究之宋元旧籍为主；嘉庆以后，始得宋椠《仪礼》单注、单疏善本。乾隆四年，清廷重雕《十三经注疏》。乾隆九年，于敏中编纂《天禄琳琅书目》。乾隆卅七年，官修《四库全书》。由此，内廷与民间大批宋元旧籍得以面世，南宋张淳《仪礼识误》、李如圭《仪礼集释》及《仪礼释宫》等，久佚于世，此时亦从《永乐大典》中辑出。可资参校者，多达十余种。主校本则有朱熹《仪礼经传通解》、杨复《仪礼图》、李如圭《仪礼集释》、魏了翁《仪礼要义》、敖继公《仪礼集说》等。
    朱熹、杨复、李如圭三氏之书，皆全录《仪礼》经文及郑氏注，节录贾疏。时当南宋，尚见古本，故远胜于闽、监、毛诸本。敖氏《集说》亦全载经注，且对于郑注“逐字研求，务畅其旨”（注：《四库全书总目》卷二一。），卷末各附文字正误及敖氏考辨，可与朱熹书参互雠校。魏氏《要义》久佚，复现人世，卢文葅曾手抚目睹，确是宋椠，为朱熹未及见者。此书分段录贾疏，可资乙正处甚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