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对铸局人员的管制
    清政府视铸局为行政机构，因而管理人员都由清政府任命。京城宝泉局、宝源局由侍郎、满、汉监督司官、局大使、笔帖式等人组成，且钱法侍郎、稽查科道、监督司官都由皇帝钦命。各省铸局分总管人员、具体管理人员与监察人员三类，均由当地政府任命，且总管人员多系知府、同知、阜司、按察司、盐法道等四品以上的官员。
    为防止工匠伪造货币，清政府对铸钱工匠采取了近乎残酷的管制措施。各铸局很少开门，每月只在运进生产原料和生活用品之时开门两次。工匠不许私自出局。如实在有事出局，要经过仔细搜身检查。铸局内设有刑具、板子、枷号、皮鞭，用于惩处不服管制的工匠。工匠犯罪，不能流放，而是“仍拘留在局，充当挑水、打炭等役”。工匠年老体弱或者患病，则“发交邻族收管，不许出境捕巡按月点卯，病愈仍可入局，一切翻砂、磨钱等匠果有在局年久、渐谙铸务者，令监局官员，不时报明，亦合地方具结存案，遇有正匠空缺，即令充补，不得任其出外流传”[2]。工匠如系自然死亡需“取具炉头同作左右邻甘结，尸亲领状，即饬令抬埋”，如系非自然死亡，则要“牌行大兴县赴厂相验，审明结案”；新工匠要“取具同号匠役保结，立簿稽查，将年貌籍贯填注小票”。各省退役工匠则是“发交地方官衙门充当水火夫”[3]。
    3.对币材供给的管制
    （1）洋铜的管制措施
    在金属货币时代，币材对货币铸造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可以说管制了币材也就实现了对货币的管制。因此，清政府对制钱铸造所需的铜、锌、铅和锡都采取了管制措施。① 在最初的收买洋铜（主要是日本铜材）阶段，因清政府无法决定铜材存量和开采数量。就通过规定每年的采买资金、采买价格及运输费用来实现管制。税银采买时期，清政府规定了各关具体办铜银科目和数量。内务府商人采买时期，规定了具体数量和采办人员。八省采办时期，详细划分了各省的采办数量和价格。为保证铜材成包符合要求，清政府专门设立了铜色对牌，“以八成、八五、九成、九五、十成分设五牌，铜到局，令解官监督，从公校对，除八成以下者，不收兑外，八成以上者，均照成色秤收定价销算”，估算时按照“八成以上者准作八五，八五以上者准作九成，九成以上者准作九五，九五以上者准作十成”，以此实现对币材成色的管制。
    此外，币材运输方面也制定了管制措施。运输由清政府的政府官员负责，先是衙役，后是笔帖式，铜材的运输时间为康熙朝于4月、10月起解，雍正年间为上运8月起解，下运12月起解。乾隆年间是每年6月起解。
    （2）滇铜的管制措施
    雍末乾初，滇铜成为主要的铜材来源。为使滇铜供应有序，清政府划定了分供京局和省局的铜矿。汤丹、碌碌、大水、茂麓、大功、大屯子等厂和宁台厂（蟹壳铜）专供京局。[4] 其他铜矿则根据产量多少，分别供应各省铸局。另外，清政府对各省的采买实行了严格的管制，各省采买滇铜需首先奏请中央，获准后方可去云南采买，且具体数量和价格均由清中央政府决定。
    滇铜运输有着严格的管理制度。铜材在云南起运前需先将铜材炼成每包100斤的整块铜锭。不足100斤的蟹壳铜捆作一包，其他零星铜材，用木桶盛装，外面要用铁箍裹束，并标记块数、重量。泸州到重庆由小船运送；重庆至汉口由每船装载80％的夹鳅中船运送，汉口至仪征由川桨船运送；仪征至通州由骆驼船运送。此外，雇募的船只要“船身坚固、结实、板厚、钉密”；水手、舵工要“熟谙水性、风色路径、身家殷实”。
    起运期限方面也有严格的管制制度。清政府规定，运京铜船应于每年的2、8月份开行，云南运铜委员到泸州领运铜斤定限35日，泸州到重庆定限20日，重庆换船过载25日，重庆到汉口定限40日，汉口到通州定限7个月，共9个月零25天。铜材运抵京城后，运员在99日内回到云南。各省采买时则要求各省将运员、商人运解铜材起程、入境、出境日期随时具奏。[5]
    运铜人员亦由清政府指派，铜厂到铜店由当地官员和铜厂厂员负责。京铜到达泸州后由云南选派的长运官负责运输。长运官由云南在府佐、州、县中选派“年壮晓事，练习铜务”之人承办，并且府、州、县官吏要为其担保，如推荐之人“衰庸”，保举运员的道、府、州和藩司会受牵连。各省赴滇采买铜材的人员必须是办事得力且身家殷实的知县、同知、通判。即使杂职中有干练之人也只能由丞倅、知县带领，且只能做些奔走查催之杂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