额设是制度上允许的额定员额，是所谓定编之内的“官”有员额，“吏”有定额。滥设则是制度上不允许的，是所谓定编之外悬挂空名的冗官冗吏，以及假托雇役名色、受财卖放办事的官吏等。额设要由朝廷人事主管部门按缺铨选委署，是职官管理制度的重要构成，违反有关规定要受到行政或刑事处分。滥设是不经朝廷人事部门或主管部门按缺铨选委署，而于额定之外增设的，属于犯罪，触犯者要受到法律的制裁。明代首次将“滥设官吏”确定为罪名，并为清代所因袭，随着社会发展，罪名没有什么变化，罪的内容在不断增删的“例”中却有所扩展。
    清人薛允升认为“滥设官吏”律是明代在《唐律》“官有员数”基础上确定的，并对于这种沿袭及异同发表了见解：
    署置过限，《唐律》指非奏授者而言，《疏议》谓是视六品以下及流外杂任等，并补出应奏授一层，自属详备。《明律》并未叙明是无论何项官职，俱杖一百矣。与大臣专擅选官之律，不太相悬殊乎。吏典知印人等，系在各衙门应役者，与视六品以下流外杂职相等，添入此层亦可，然非有人规求，本官亦无无故添设之理，乃官员则添设之罪重，而多余之员不坐，吏典等则滥充之人罪重，而容留之人仅止拟笞，后人知而听者，亦不科罪，似属不得其平。《唐律》本有后人知而听者减前人署置一等，规求者为从坐。《明律》一概删去，未知何故。至罢闲官吏，所犯不过杖八十耳，而追银付告人充赏，未免涉于烦苛，且关于律并无分别，即所称把持官府，蠹政害民，亦系空言，而一一入之律内，窃所未安。[1] (P156)
    薛氏的见解是基于明不如唐，故在文字上指摘多于赞赏，但对于明代创制此条律的问题上，还是持赞赏的态度。至于他所提出的“然非有人规求”、“官员添设之罪重”、“多余之员不坐”、“吏典滥充之人罪重”、“容留之人罪轻”等“似属不得其平”的问题，实际上也是在明清两代具体实施过程中遇到过的问题，恰恰是因为这些问题的存在，才导致该律的例不断增删修订，何况他还忽略“滥设官吏”在元代已经成为罪名。
    至元十五年(1278)，忽必烈攻取江南之后，先是“以江南防拓关隘一十三所设官太冗，选军民官廉能者各一人分领”；后是因为淮西宣慰使昂吉儿入觐，言江南官吏太冗，便“诏汰江南冗官”。十一月，江东道宣慰使囊加带言：“江南既平，兵民宜各置官属。蒙古军宜分屯大河南北，以余丁编立部伍，绝其虏掠之患。分拣官僚，本以革阿合马滥设之弊。其将校立功者，例行沙汰，何以劝后？新附军士，宜令行省赐其衣粮，无使阙乏”。[2] (卷10)此时阿合马正受信任，忽必烈虽赞赏其言，但没有采取措施。至元十九年(1282)，阿合马被刺杀后而追其前罪，才将“阿合马滥设官府二百四所，诏存者三十三，余皆罢”。[2] (卷12)滥设官府成为罪名，则是加于失势“奸臣”头上的罪名。
    大德十一年(1307)，元武宗刚即位不久，御史台臣言：“至元中阿合马综理财用，立尚书省，三载并入中书。其后桑哥用事，复立尚书省，事败又并入中书。粤自大德五年以来，四方地震水灾，岁仍不登，百姓重困，便民之政，正在今日。顷又闻为总理财用立尚书省，如是则必增置所司，滥设官吏，殆非益民之事也。且综理财用，在人为之，若止命中书整饬，未见不可。臣等隐而不言，惧将获罪。”帝曰：“卿言良是。此三臣愿任其事，姑听其行焉”。[2] (卷22)此时元武宗还没有掌控政局，即便是认为滥设不妥，也不能有大动作。至大三年(1310)，基本掌控政局以后，便“敕诸司官滥设者，毋给月俸”；同时诏谕中书省臣三宝奴等：“去岁中书省奏，诸司官员遵大德十年定制，滥者汰之。今闻员冗如故，有不以闻而径之任者。有旨不奏而擅令之任及之任者，并逮捕之，朕不轻释”。[2] (卷23)至大四年(1311)元武宗又诏：“凡滥设官吏头目人等，尽罢之”。[2] (卷101)对于滥设的官吏罢免，滥设之官也应该有罪，但没有具体的刑罚处置标准。
    明代在元代的基础上将“滥设官吏”罪名入律，清代因而不改。这个罪名的设置旨在维护正常吏治，而吏治是否清明，则关系到王朝的兴衰。明清统治者在具体实施过程中结合当时的政治情况，不断修订、补充、完善该条的律文及例，并使用一些特殊手段或事例的形式进行特别整治，以期在巩固统治基础的前提下，澄清吏治。
    《大明律·吏律·职制·滥设官吏》：
    凡内外各衙门，官有额定员数，而多余添设者，当该官吏一人杖一百，每三人加一等，罪止杖一百，徒三年。
    若吏典、知印、承差、祗候、禁子、弓兵人等，额外滥充者，杖一百，迁徙。容留一人，正官笞二十，首领官笞三十，吏笞四十，每三人各加一等，并罪止杖一百，罪坐所由。
    其罢闲官吏在外干预官事，结揽写发文案，把持官府，蠹政害民者，并杖八十，于犯人名下，追银二十两，付告人充赏，仍于门首书写过名；三年不犯，官为除去；再犯，加二等迁徙；有所规避者，从重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