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官府税粮由帖、户口籍册，雇募攒写者，勿论。[3] (P449-450)
    从《大明律》的内容来看，主要包括两部分：
    第一部分，是对于滥设之官、滥充之吏及容留官吏的处罚。
    对于滥设之官，又包括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对于滥设情况，处以“杖一百，徒三年”的刑事处罚。第二层次，是对于额外滥充之吏则处以“杖一百，迁徙”的处罚。第三层次，是对于容留官的处罚，又分别对“正官笞二十，首领官笞三十，吏笞四十”。明代内外各衙门都设有主官(正印官)、佐贰官、首领官、吏典、衙役等，吏典属于“官役”，是一种下贱的人。在官的眼里，他们是奸贪的化身，是“百端作弊，无所不至”，“仁义礼智之道同处圣贤者，丧之尽矣”[4] 的一群，因此对他们的处罚重于官。
    第二部分是对罢闲官吏的处罚。
    罢闲官吏是指任职期满被罢免或等待拨历的人员。《嘉靖尉氏县志》卷2《官政类·设官》云：“其县吏以三年为一考，六年两考在京衙门，又拨当该一考，吏部考试中式，冠带挨次，附选出身，而官职高下，以历役衙门之大小为准，授职有差”。这种“冠带挨次”时间难以确定，20多年得不到授职是经常现象，此种人则称为“闲”。这种罢闲官吏既没有职事，又没有经济收入，于是“在外干预官事，结揽写发文案”，就成为他们的职业。因为他们曾经在官府衙门工作过，其继任者往往又是子弟或徒弟，所以熟悉衙门内情，有自己的人际关系网，即使身不在官府衙门，往往能够掌控官府衙门事务，在当时政治中发挥相当重要的作用。
    这里值得指出的是，罢闲官吏应该不属于滥设之官吏，却作为“滥设官吏”罪的犯罪主体，是因为与额外滥充有密切的联系。滥设的直接后果与罢闲官吏有关，罢闲是“滥设”的延伸和继续，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群体。“罢闲”与“滥设”只是社会上两种不同的身份表现而已，其对社会危害的表现形式不同，但就其危害性质来讲，并不亚于“滥设”。
    《大明律》规定罢闲官吏不准“在外干预官事，结揽写发文案”，有着深刻社会历史背景，正如《大诰续编·容留滥设第七十三》讲：“容留罢闲，擅便滥设祗禁吏员等项，律已有条。所在诸司往往故违律法，委身受刑，容留此辈，以致剥削吾民。每每加罪于此等官吏，人谁不知？今洪武十九年，有司仍然故犯”。
    这条诰令，至少提供两个信息。一是“滥设官吏”律是在洪武十九年(1386)以前制定的，是否是洪武七年(1374)606条律中的一条，由于“洪武七年律”已经无考，尚不敢确定，但可以确定的是，该律既不是洪武二十二年(1389)经刑部建议修订的，也不是洪武三十年(1397)才颁布的；二是“滥设官吏”律在洪武时已经起到法律的作用，因为该诰在后面所列8处地方官吏的犯罪事实时，只讲到“罪可得免乎”、“罪在不赦”、“罪将焉逃”，与其它诰文讲到具体处治的情况不同。这里没有具体的处置，应该是按照律文规定执行。
    清顺治三年(1646)奏定律虽然对《大明律》多有承袭，但对“滥设官吏”律文有所删减和增补，尤其是将律疏的内容以夹注的形式融入律文，使内容诠释得更加准确、详细。雍正以后，律始终未变，成为清代定律，一直延续到清末法律变革。
    首先，清代的律文夹注部分，共计有4处，分别是“指典选者”；“已经题请，但非奉旨添注，故坐徒。若受赃，计赃以枉法从重论”；“比流减半，准徒二年”；“容留之人不坐”。
    “指典选者”则明确了官吏的选拔任用方式；“已经题请，但非奉旨添注，故坐徒。若受赃，计赃以枉法从重论”，则明确何者应该受到徒三年的处罚，何者要从重处罚；“比流减半，准徒二年”，则明确减刑标准；“容留之人不坐”则区分出主从。
    其次，律文的删减。顺治三年(1646)奏定律删去“仍于门首书写过名；三年不犯，官为除去；再犯，加二等迁徙”。这是因为朱元璋在立法时，以明刑弼教、寓教于法为指导思想，所以对于这些“罢闲官吏”除了进行刑罚之外，还在其家门将所犯罪行明白展示，以示羞辱，且定期三年，由官府除去展示榜牌；如果在罪行展示期间再犯法，则要加等处治；因为此罪没有死刑，故定为迁徙。顺治三年(1646)奏定律删去此句，实际上是去掉耻辱刑，从法律发展的角度来看，应该是一种进步。
    黄彰健受程树德《九朝律考》、仁井田陞《唐令拾遗》的影响，致力于明例的整理汇编，成《明代律例汇编》一书，在“滥设官吏”条收录了17例，[5] (P408-414)在这17例中，有些应该是事例，如例5、6、14等。实际上律例与事例是有一定区别的，律例是作为法规的一部分，可以按例定拟；事例是经过皇帝核准后可以通行的，虽然没有明确规定其法律效力，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却起到法律的效用，更是官吏在司法实践中首先注意的。
    顺治三年(1646)奏定《大清律附例》，对明代的例进行删定整理，勒定为6条，雍正三年(1725)、乾隆五年(1740)进行增删，最后仅存有4条。前后涉及有8条。① 沈家本认为“滥设官吏”罪是明代首创，“洪武时于罢闲官吏约束极严，疑是元代风气。此等人在里生事扰民，《大诰》中申戒甚详，未可议其苛也。惟后来此等风气已渐化除，而律中尚有此文，实为赘设耳”。[6] (P1828)依沈家本的看法，明律“滥设官吏”中列出“罢闲官吏”是赘文，但又承认其出现是有历史背景的。不过，沈氏的“此等风气已渐化除”之论，未免武断，因为从瞿同祖、陶希圣、那思陆、郑秦等研究清代地方政府或司法审判制度的著述来看，清代这种罢闲官吏“在里生事扰民”的现象还很普遍，《刑案汇览》中也有一些相关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