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滥设官吏”罪的出现，是对宋代以来冗官冗吏充斥朝野的反常现象的一个回应，不能说从根本上消除冗官冗吏，但也起到一定的遏制作用。从理论上讲，有利于官僚机构的调整，减少冗官冗吏，既减轻人民的负担，也减少国家财政负担，其本身的积极意义是不言而喻的。但也应该看到，在君主专制体制下的自我完善，其本身就有局限性，因此“滥设官吏”罪也不能仅从理论上推论。
    首先，“滥设官吏”罪名是以“重典治吏”的情况下出现，重点在于打击“滥设官吏”的行为，没有考虑消除“滥设官吏”的犯罪根源，其本身就存在难以克服的弱点。以明代而言，胥吏“其初由郡县守令自行选用，近年以来，又令纳银于布政司，以资公用，而吏皆从藩府或巡按御史考选差拨云”。[22] (卷4)所以“本朝之制，民家子弟初在本处纳银充吏，谓之农民。巡按考其刑名、行移、写字。刑名者，具招详、罪招行也；行移者，上下通行文案也。考称者，照纳银司府州县令典等项，挨次参充，不中者降参著役。三年役满，谓之一考，又送巡按御史，如前考试，中者升参，不中者降参。及挨次收参著役三年，谓之二考，又巡按御史考试，不称者黜退，称者起送吏部，拨各衙门办事十八个月，吏部堂上官考称者，依本等升参，不称者长行各等，一二三年之上，挨参府部院寺各卫所等衙门当该。又三年役满到部，谓之三考，本部堂上又行考试招移，中者照本等品级出身，不中者杂职随大选赴御前叩头给与冠带，又分拨各衙门办事，谓之官办。半年满日，给引回籍省祭，或二十年，或十五六年，行取到京，又经守部半年或一年，过期者，又压选等例，先考中本等者，本部覆考中者，照本等品级选用，不中者选未入流杂职。此该吏部职掌百六七十年事例也”。[23] (卷137，许讚《正国典明选法以便遵守疏》)百六七十年以后，纳银谋充已经合法，而考选权却分散。明中叶以后，主官负责制确立，主官在承应上级和办理本部门的事务时，以一人之身则难应众事之繁，统治者在制定“滥设官吏”律的时候，也没有考虑到这一点，因此在实施过程中也会陷入难以解脱的自我矛盾之中。从乾隆元年(1736)的诏书所言，可以看到矛盾所在，一方面是不允许滥设，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承认政务纷繁，“正额书役，实不敷用”。于是一方面实行严厉打击，要将“私行充冒者，悉行裁革”；另一方面又允许添设，要“择其淳谨者，酌量存留”。虽然统治者认为“坏法扰民之事，立即按律重惩”，就能够达到“弊绝风清，民安衽席”；但统治者恰恰忽略了不去其源、焉能断其流的基本道理，更不知这些可以“酌量存留”的人也要生活。朝廷不给他们工食银，却把“凡征一文，役一人，悉在《赋役全书》之内”。[17] (第10册，P40)多一分即为私派，少一分即为欠课，而私派与欠课均要受到处分。这些“酌量存留”的人如何生存，于是他们“又为势恶土豪，结交官府，影借显事，诈害横行”；[17] (第10册，P171)一旦遇有发财机会，便“横行放泼，恣意食人，将胸中所记温饱之家，及有睚眦小隙者，至此凭空吓诈”。[17] (第10册，P173)没有生活来源，当然要取之于民，统治者的“惠养元元之恩意”，竟然变为纵千万虎狼于天下，以攫贫弱之民。这当然是只治其表而不治其里，所必然得到的恶果。
    其次，明清“滥设官吏”的律例虽然进行增删修订，但没有相应的制度保证该律例的正常实施。官有定员，吏有定额，这种祖宗定下来的制度，现任者是不能轻易更改的。社会经济的发展，人口的增加，对官吏考核监督机制不断加强等，都会导致政务的增加，而政务的纷繁，也无法避免巨量公文案牍的出现。在“大清律易遵，例难尽悉”的情况下，主管案牍的胥吏便成为王朝政治的支柱。明清两代的胥吏在政治上所发挥的特殊作用是时人公认的。明人认为“以官父之衣冠临天下，以胥史之心计管天下”；[24] (卷23)清人则认为“本朝则与胥吏共天下”；[25] (第11册，P5251)正说明胥役在当时的政治中发挥巨大效用。从理论说，官员为长官，吏役为厮奴；官为主导，吏役为附从；官的地位高贵尊严，吏役则为卑贱低下，甚至法律上“不齿于齐民”，非经三代之后，子孙不得应科举考试。理应由官员统率指挥吏役，驾驭之，使令之，必要时鞭挞、斥革、法办之。吏役只有服从的义务，而无操纵或挟制官长的任何权力。明清两代对胥吏控制很严，在人们的观念上也轻视胥吏。“但这种制度和观念历来对胥吏的轻视和限制，却正好将州县胥吏们形成了地方政治中一个特殊的势力”。[26] 无论中央还是地方事务都需要大量的吏来承办，而允许设置的经制外胥吏与法律规定“滥设”的胥吏，根本没有什么清晰的界限，又如何根治“滥设”呢！以笔者所见的“滥设官吏”案例来看，主要是针对“兼充”和“罢闲”，律例中许多内容很少在司法中使用。这既说明“滥设官吏”律例很少用于司法实践，也说明该律例的实施缺乏制度保障。
    再次，过分依靠地方官来约束胥吏，而没有将胥吏置身于国家制度与法律的约束之下。官和吏在古代政治体制中是最重要主体，两者既不能合又不能分。论地位，吏也是国家征上来的劳役，时人以“狗吏”称之，长官视之为奴仆则会被目为贤官能臣，长官施之辱骂笞杖则被认为善驾驭。论权力，吏不过在衙门内负责抄写文书，只有办事的责任而无决策的权力。其地位低下，权力微弱，但却也不是任人摆布，因为他们掌握实际操作的权力。官行使权力离不开吏，“流水的官，世守的吏”，以常换客乡之官而临常在土著之吏，本来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若遇上吏胥“上恃官府之威，下怀肥己之奸”，[27] (巡阑害民第二十)非但害民而且坏官。如果遇上险恶的吏，“官之长短反为吏把持，噤莫敢出声”，[28] 官反成傀儡。
    所谓“官看三日吏，吏看十日官”，是官与吏处在荣辱与共、驾驭与挟制的矛盾共同体中。从制度上看，“中国古代这套强化的中央集权制度，规定了从中央到地方有统一的行政管理体制。中央政府的吏、户、礼、兵、刑、工六部行政结构和州县吏、户、礼、兵、刑工六房的行政结构是一个整体”。[8] 在这个行政结构内，不但有官，而且还有吏，即便是“为官任事者，略不经心”，或“临政之时，袖手高坐”，还可以“谋由吏出”。[29] (胡元制治第三)吏存在的现实，给官施政带来许多便利，也带来许多问题。吏缘为奸是古代朝野公认的现实，朝廷再三要求官严格驭吏，采用重惩贱视的办法，但吏缘为奸的现象非但没有清除，反而愈演愈烈，成为困扰当时政治的重大棘手问题之一。从官箴政书中可以看到，要为贤官，就必须会驾驭胥吏，几乎成为各家一致之言。如汪辉祖《学治臆说·吏役宜用老成人》讲：“惟若辈性多苍猾，揣摩附会是其所长，驾驭之方尤须留意”。其驾驭方法就是“驭吏役在刑赏必行”。黄六鸿也认为驾驭全在本官所操刑赏二柄，“功之可赏，虽有罪而赏必施；罪之应加，虽有功而刑必及”。[10] (卷3)驾驭必讲驾驭之道，要使用藏于胸中而不能外露的权术，而不是公布于众而人人皆知的法律。同样，以其人之道而还治其人之身，胥吏也使用反驾驭的手段，讲求反驾驭之道。一切都置身于尔虞我诈的权术之中，只讲驾驭，不问胥吏之多寡，“滥设官吏”罪又如何确立？
    总之，“滥设官吏”罪在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制度特别完善时期出现，其本身就具有完善时期的特点，在巩固君主专制政体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由于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制度本身固有的矛盾，“滥设官吏”罪也不能从这些固有的矛盾中解脱，而且还会起到催化的作用，在专制政体规律性的腐败中，也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