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中国社会巨变。在攸关国之存亡之时，中共在抗日根据地开展了许多开创性的军政建设，精兵简政为其中极其重要的一个方面。考之历史实践，抗战时期中共精兵简政政策的提出与实施，其最初的出发点是为了减轻人民负担、克服“鱼大水小”的矛盾和“头重脚轻”的问题，以此保证中共抗战最艰难时刻维系和巩固自身革命力量，但在探索中走出了一条军政建设的成功新路。正是鉴于精兵简政极具研究价值，改革开放以来，诸多论者不断展开探讨，并涌现出一批成果。其中，既有对有关资料的整理汇编①，亦有关涉精兵简政内容的编著和论著②，更要者还在于出现了一批专论精兵简政的文章。③作为精兵简政的一个重要关节点，编余人员安置问题关乎精兵简政的整体成败，还关系到中共抗战的坚持与抗日根据地的长久维系。既往的研究，在论及编余人员安置问题时大多止于安置成效显著，却忽略了中共所遭遇的种种困难和障碍，遮蔽了安置过程的复杂、艰难与阵痛。这显然不利于我们在该问题上的全面、辩证和理性的认知。有鉴于此，笔者拟以华北抗日根据地政权系统简政④为中心，主要运用档案资料和当时报纸资料对编余人员安置问题展开探讨，揭示编余人员安置问题的提出及所秉持的基本原则、安置路径、安置过程中遭遇的各种困难和障碍，以及具体的安置成效⑤和不足之处，以期还原编余人员安置问题的历史原貌。
    一、编余人员安置问题的提出及其基本原则
    (一)编余人员安置问题的提出
    编余人员是中共精兵简政过程中的必然产物。一方面，抗战时期中共所面临的物资和经济困境使其在不得已中探索并实施了精兵简政之策；另一方面，对精兵简政后编余人员的合理安置，又为中共积极主动完善自身政权建设提供了一个重要机遇。由此而言，解析编余人员安置问题，不能脱离开对中共所遭遇物资和经济困境的探讨。
    首先，抗战相持阶段，日军对中共抗日根据地的“扫荡”与“蚕食”更加频繁，手段更加残暴。在“扫荡”频率和兵力使用上，“从1938年11月到1940年底，仅华北地区日军出动千人以上的大规模‘扫荡’就有109次，使用兵力总计50万人以上”。⑥日军“扫荡”极大摧毁了中共抗日根据地军民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基础。仅1941年8月，日军就集中5万余兵力对晋察冀北岳区、平西区进行了长达两个月之久的大“扫荡”。其中，在北岳区，日军在平山东黄泥一带残杀无辜群众500余人，在涞源东杏村残杀20余人，在曲阳野北村用机枪扫射死100多人。据中方资料记载，日军在北岳区的这次“扫荡”，总计残杀4.45万余人，烧毁房屋15万余间，抢走及烧毁粮食5800万斤，抢走牲畜1万余头。⑦
    不仅如此，日军还对占领区人民实行强化保甲制度，并对日常生活用品尤其是重要物品实行配给制度与限购政策，以封锁中共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如日军在冀东和晋西“疯狂进行对我经济封锁，先后成立‘经济封锁委员会’，强迫当地不分男女，全体参加，其封锁重心为粮食、食盐、棉布等各种日常必需品”，并对重要物品实行配给和限购制度。据《解放日报》报道，日军制定的食盐限购标准是老百姓每人每月至多四两，“如多买四两，察觉后斩手”，“如多买半斤，砍断一臂”，如多买“一斤以上，一律斩首”。这虽有宣传意味，但亦道出了日军对战时重要物资的重视。此外，日军还利用地痞流氓组织“经济警察队”查店，在各交通要道来往巡查，并进行伪装侦察，严禁人民多买生活物品，或将物资运往中共抗日根据地。⑧
    在日军疯狂“扫荡”、“蚕食”与错综复杂的战争环境下，中国的抗战局势发生了重要转换，中共抗战初期那种游击战争向敌后进军的蓬勃发展形势逐渐放缓，正如《解放日报》的社论所说：“今后的问题，在于保持自己的力量，克服困难，熬过最后的艰难，谁能渡过这种严重的难关，胜利就是谁的。”⑨
    其次，在战乱频仍的同时，中共抗日根据地还普遍遭受着水、旱、虫、疫等自然灾害的侵袭。在人祸与天灾的双重打击下，根据地人民的生产受到极大破坏，更加剧了中共抗战的严峻性。以华北抗日根据地为例，华北地区历史上自然灾害本来就很频繁，抗战爆发后更是天灾不断，各地人民生命财产损失惨重。据不完全统计，在1939年河北大水灾中，仅冀西14个县水灾，就倒塌房屋6.1984万间，冲毁田地110.0832万亩、树23.1万棵，冲走粮食8.451万石、牲口2260头，淹死4500人；北岳区沿河滩地是著名的粮食产区，但几乎全被冲毁，其中21个县原有滩地17.0427万亩，被冲毁的达14.7626万亩。⑩由此带来的后果更是触目惊心。据当时有关调查显示，各根据地“生产力都比以前减低了，甚至有个别地区减低到50％”。据此，陶铸评判道：“敌后根据地民众的负担能力是不大的。在根据地基本地区内，民众生活较好，最大限度也只能每百人养活4个人；游击区因敌人容易到，破坏多，建设少，其人民负担能力是要少于基本地区的，即这里每百人只能养活2人；至于敌占区和近敌区，民众负担能力更差。”(11)
    再者，由于国共关系的波折日多，以及国民党对中共外援通道的封锁，中共抗日根据地的财政困难更加突出和严重。抗战初期，为了尽快恢复根据地经济，中共中央采取的是“争取外援，休养民力”的政策，由此，中共抗日根据地所需物资和经费绝大部分仰给于外援。这里所说的外援主要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是国民党政府给八路军提供的军饷，一部分是海外华侨和后方进步人士的捐款。按照黄正林对陕甘宁边区财政来源的分析，这两部分共约占边区财政收入的50％—85％。(12)其他抗日根据地亦效法此例，只是各略有不同而已。当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中共抗日根据地力量的大大增长不仅使得日军大为重视，也使得国民党对待中共的态度在这时发生了微妙变化，1941年1月“皖南事变”的发生即为一个显例。不仅如此，国民党还在“皖南事变”后停发了八路军军饷，并对中共抗日根据地实行断邮。如此，中共大部分外援的补给之路被断绝，使得抗日根据地本来就十分拮据的财政经济困难问题更加突出。解决这一问题，火烧眉毛，刻不容缓。
    最后，中共抗日根据地大部分是过去经济基础落后、交通闭塞的地区，本来经济基础就差，再加上驻地军政系统脱离生产人员过多，这不仅加剧了民众负担，也使得抗日根据地陷入“鱼大水小”、“头重脚轻”的严重困难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