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鱼大水小”，主要是就脱产人员与生产人员的比例而言，即中共抗日根据地脱产人员过多，这不仅无法适应敌后日益残酷的斗争形势，而且更加重了抗日根据地人民的负担。在“鱼大水小”方面，人们最常引用的就是毛泽东所说的一段经典论述：“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国民党用停发经费和经济封锁来对待我们，企图把我们困死，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在目前，战争的机构和战争的情况之间已经发生了矛盾，我们必须克服这个矛盾”，这个矛盾就是“鱼大水小”的矛盾。(13)毛泽东的这段论述，虽然是就陕甘宁边区精兵简政的必要性所讲，但其所阐述内容却与华北抗日根据地所面临的实际境况更为契合。前已述及，在多年抗战过程中，随着日军的疯狂“扫荡”与“蚕食”，华北抗日根据地不断缩小，人力、物力负担和困难不断增加。尤其是1942年日军“扫荡”之后更为明显。以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冀中区为例，1941年时，该区百姓全年负担每分地“八元到十元”，尚属勉强应付；可1942年日军“扫荡”后，该区负担“一般的每分[地]在四十元左右”，“较多的每分[地]由六十元到八十元”，“最多的每分[地]竟达到一百四十元到一百六十元”，“最少的每分[地]在二十元以上”，这种负担按照当时的收入水平而言，“是全年收获一大部或全部都拿了负担，还是不够，甚至亏一倍半至两倍之多”。对于群众负担的此种境况，冀中行署甚至以“真是负担奇重，民不聊生了”来加以叙述。(14)
    在人民财富有限、负担奇重的情况下，要想切实减轻群众负担，就需要减少军政机关脱离生产人数，并将之限定在一定的供养比例之内。按照中央调研后的统一部署，负担比例被定为3％，其中军队2％，政府1％，即便超过也不能过大。(15)规定如此，实际情况却有着较大差距。以华北抗日根据地领导机关最为集中的太行区为例，由于中共中央北方局、晋冀鲁豫边区党政机关及其直属单位、八路军总部及其直属机关、八路军一二九师等主力部队等均长期驻扎并取给于此，而且随着华北抗日根据地各项工作的深入开展，驻太行区各机关的组织机构不断扩大，脱离生产人员迅速增加，加之战争日益残酷，根据地面积逐渐缩小，庞大的组织机构越来越不能适应战争的要求，人民负担日益加重。据刘伯承记述：1941年底，“太行区的负担人口共150万，按照中共中央规定的脱产人员不超过人口的百分之三(其中军二政一)的比例，应负担3万军队、1.5万地方干部，而实际上全区军队现有4万、地方干部2万多”。(16)很显然，太行区脱产的军政人员大大超出了民力负担的正常比例，形成了较为严重的“鱼大水小”的局面。
    所谓“头重脚轻”，主要是就抗日根据地的军政建设而言，即党、政、军各部门上层机构臃肿，下层机构空虚，进而言之就是在机构配置上，上层机关叠床架屋、骈枝铺张，而下层机关则人少事繁。在“头重脚轻”方面，华北抗日根据地亦有着较明显表现。还以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太行区为例，据刘伯承记述，在太行区机关中的众多脱产人员中，“以上层机关为多”，仅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机关脱产人员即达“540余人”，而下层机关则严重缺额。(17)正是由于下层机关的缺额，使得根据地的一些重要工作无法开展或开展不力。
    除去前述之外，在战时条件下，华北抗日根据地诸机关过于庞大也会影响移动速度，“为战斗环境所不容”。(18)比如，1941年11月，山东抗日根据地鲁中区在日军疯狂“扫荡”下，某些直属部队由于“工作机关庞大笨重，遭受打击，损失颇多”；后方机关如工厂、医院等“过多，过于拥挤，且组织庞大，不易隐蔽”，故也有很大损失。(19)由此而言，只有紧缩自身，与战时变化了的情况相适应，才能更好地保持自身力量，渡过难关，准备将来的反攻。而紧缩自身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做好紧缩编制和人员(尤其是上层机关编制和人员)的工作，亦即减少脱离生产的人员，并将所减人员合理安置到适合的岗位上去，以发挥其各自更大作用。由此，如何安置编余人员也就随之浮出。
    (二)编余人员安置的基本原则
    抗战时期，对编余人员进行有效安置，是精兵简政工作的重要一环，并直接影响到精兵简政的开展成效。故而，安置编余人员不能漫无目的、随意而为，而应该有一套原则来统一规制。在此认识下，华北各抗日根据地均在如何开展精兵简政方面作了积极谋划，并以“人尽其才，才尽其用”为宗旨，力求做到编余人员的合理安置。
    一般而言，各地均首先从精简工作的执行者和编余人员两个层面开展思想动员，力求安置工作合理、平稳开展，尽量避免发生波动。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做法就是，在工作的执行者方面，命各部门务须认真慎重处理，力戒任何粗枝大叶、马虎了事的做法，避免给革命造成损失；在编余人员方面，努力使每一个编余人员都乐于接受新分配的工作，并积极投身到新的工作岗位上去。而要达到这双重效果，不仅需要“以政治的动员说服，求得每个干部和勤杂人员彻底了解缩编的意义，心悦诚服的到新的工作或学习岗位上去”(20)，且还应找到各种可能出现问题的应对之策，因势利导，促其良性发展。
    为了使安置工作更加有条不紊，有的抗日根据地除在思想上进行动员之外，还针对不同编余群体给出了不同的安置方向。山东抗日根据地在《关于贯彻精兵简政的决定》中即指出：对于编余人员须很好地安插，各负责机关应专门考虑和研究这一问题。对于编余干部，“应进行一个短期间的集体教育，以安定其情绪。负责同志要亲自与他们谈话，了解他们，替他们解答疑问，解决困难，然后安入最适当的位置，使能才尽其用，安心工作”；对于老弱编余人员，“政府要拿出一定的款项，要安插他们，使他们能有田可耕，有生意可作，或送走回家，要作到经过大家一定帮助后，自己能长期自力更生的生活下去”；对于年轻力壮的编余人员，“应尽量动员到主力里去，到战斗部队里去”。(21)
    此外，为了表示对编余人员安置工作的高度重视，有的抗日根据地还专门成立编整委员会，并制定了较为详细的安置原则，以便于对编余人员进行统一安置。比如，太行抗日根据地就特地成立了专署与县府的编整委员会，并在安置过程中制定了三条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