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对制钱流通的管制
    （1）对非官铸钱的管制
    清前期流通的非官铸铜钱主要分为四类，一为历代留传下的古钱，二为南明小朝廷和三藩铸造的伪钱，三为私铸与私销小钱，四为外国铜钱。对于这些非官铸铜钱，清政府采取了不同的管制措施。对旧钱先禁止流通并强制收买，后在制钱供给不足压力下允许流通。对流通到中国境内的外国铜钱，采取了比较灵活的政策。如果国内鼓铸充裕，市价平减，则严行查禁，如钱价昂贵，则允许搀和流通。[6] 对伪钱和私铸私销的小钱实行的是强制收买、禁止流通的政策。
    此外，清政府制定了详细的奖惩条例以实现对私铸和私销的管制，具体处罚分为三类：一类是对与私铸、私销有关之人的处罚；二类是对搀和行使私铸、私销小钱之人的处罚；三类是对私铸和私销有失察责任的官吏的处罚。此外，清政府还采取了禁铜等方法来消除私铸和私销小钱。
    （2）对银钱兑换的管制
    在银钱并行的货币体系下，银钱兑换不可避免，相应地也就产生了专门从事银钱兑换的机构。清前期专门从事银钱兑换的机构有钱桌、钱铺和当铺等固定兑换机构，还有肩负钱文沿街兑换的零散经纪人。
    在清政府看来，这些银钱兑换机构常常操控银钱比价，影响制钱的平稳流通，为此，清政府对银钱兑换业实施了严密的监管。康熙年间，清政府在京畿地区的大兴、宛平二县设立了钱牙②，负责银钱兑换事务。雍正十二年（1734），为加强管制，清政府要求钱牙必须是“京城殷实良民”，并且每十日到户部报价一次。乾隆年间，为防止钱牙暗中操纵银钱比价，乾隆帝只在正阳门设立一处钱市，所有的银钱交易只许在正阳门进行，且银钱兑换要以官定价格为交易标准。同时禁止了香蜡、纸马、油盐等铺户的银钱兑换业务。对于地方上的银钱兑换机构钱桌和当铺，清政府明确要求除了额定的串底和官利钱外，不许另外加增。
    三、管制效果和败因分析
    不可否认，清政府的管制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制钱的稳定供给和流通，使得银钱比价保持了较长时期的稳定，为清朝初期的社会经济繁荣奠定了金融基础。但同时也应看到，清政府这种行政性金融管制手段存在着先天不足，设立之初就埋下了失败的根源。
    一是币材供给日益失控。币材供给失控的根源在于利用行政性手段来解决经济问题。由于种种原因，商人采买洋铜的成本逐渐提高，而清政府发放的预发工本银（每100斤14.5两，外加运费3两）却几十年不变，导致采买价格与实际价格的差距日益拉大。初期商人尚可利用贩卖货物所得利润弥补差额，但后来清政府对铜商所带货物进行了限制，商人再也无法利用贸易利润来弥补办铜亏损，纷纷破产。与洋铜采买一样，清政府的滇铜采买价格也远低于实际价格。初期尚可维持，但是随着开采的深入，采矿成本越来越高，最后陷入了工本不敷--铜材少--利润少--厂欠的恶性循环之中。
    二是制钱铸造成本高昂。由于所用币材为铜，制钱铸造成本颇高。按照彭信威先生的研究，顺治年间，云南的铸造费用比例为76.83％，乾隆年间制钱的铸造费用约占币材价值的97.7‰-220‰以上。如果计算平均值，那么全国的平均值在150‰之上。[7] 清朝初期，由于政治清明，财政状况良好，清政府还可以应付铸造费用，维持制钱的铸造。但是随着政治腐败，再加上铸造数量的大量上升，清政府的管制逐渐失去了基础，随着财政的压力而形同虚设。
    三是银钱体系的固有矛盾。清政府进行管制的目的在于维持银钱比价，但是这个目标根本无法实现。因为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具有排他性和独占性。法律承认银、铜同时作为货币金属与货币这一本性相冲突。也就是说在实际流通中，白银和制钱的比价会随着银、铜价值的改变而变化，而不会固守清政府规定的银钱1∶1000的比价。在这种情况下，如硬要保持银钱比价的相对稳定，必须可以掌握控制两种金属货币的投放数量。这对于清政府是无法做到的。不仅制钱供给无法控制，而且随着中国商品比较优势的丧失和中外金银比价日益趋同，白银内流也愈发困难。
    政府管制行为本身就是一种政治行为，任何一种政府管制政策的制定与实施都体现着政府的政治目标。清政府对制钱的管制的政治目标就是维持银钱比价的稳定，进而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因此虽然成本高昂，依然利用行政手段勉力进行。但是任何管制都存在着管制成本，随着管制成本的增加，管制也会失去意义，清政府对制钱的管制即是如此，随着成本的不断增加，渐渐失效，最终不得不“因时知已，补偏救弊”[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