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见，饱读诗书、深谙礼法的士人也将卖妻视为解决贫困的经济来源。婚姻对于贫困之家的女性来说，毫无保障可言。
    我们再与另一些事例进行比较。清人朱仪九之父欠债数百两白银，朱仪九子承父债，使家庭陷入贫困，仪九妻变卖嫁妆偿还债务，使家庭丢掉负债之累，迅速发展为“业田千亩”的富裕之家；(12) 彭玉麟祖母去世，其父“宦橐萧然，莫能营大母丧”，其母王太夫人将嫁妆中的“礼服簪珥易金钱”，“克治丧事”；(13) 吴汝纶之母在婚后家中“不时有急”的情况下拿出自己的嫁妆以资日用，“财罄，则脱服佩出质，典衣之券盈箧”。(14) 可见，在同类的情况下，有嫁妆奁产的妇女可以用自己的嫁妆解决家庭中的燃眉之急，帮助家庭渡过难关，使其夫不致走上卖妻之路。从这个角度讲，嫁妆维护了家庭的完整和婚姻的稳定，对婚姻家庭起到保障作用。
    除对婚姻的促进和维护外，嫁妆也会对婚姻产生消极作用和负面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因追求厚奁而导致婚嫁衍期，青年男女不得适时婚嫁；二是士人由于对厚奁的反感而拒绝与富家缔姻。
    清代，许多地方“俗尚奢靡，人家多以贫乏；男女衍期，甚者鬻产贷金，以致贻累”(15)。雍正年间，浙江“嫁女费银数百两至数千两，最少亦须百数十金”；乾隆年间，湖北武昌县上等人家“女方妆费千金”；嘉道之际，福建邵武府“每一嫁娶，动费数百金”；咸同年间，福建霞浦县“富家嫁女，费至数千金。普通则办2-6箱，城乡皆同”；清末，湖南兴宁县“嫁女除绫缎、珠翠器具外，奁钱数十千至数百千不等”。(16) 在这样的社会风气下，许多家庭由于拿不出像样的嫁妆而导致儿女婚嫁失时。
    道光二十四年(1844)，巴县张傅氏控告夫弟张鸣翔不肯变卖翁公遗留的房产，她无钱陪嫁，“害氏两女及笄难字”。县官断令张鸣翔“即速卖房派分，作氏两女奁资”。(17) 可见，女子无奁难以出嫁是非常有力的控诉。根据前文各地嫁妆银两数字，最简单的嫁妆也要花费几十两白银，这对于家有数女的社会下层家庭而言，几个女儿嫁妆的总和不啻于天文数字。在没有足够金钱的情况下，许多女子只得待字闺中，等待父母筹集到足够的嫁妆始得出嫁。如此，我们不难理解张傅氏急于控告夫弟、变卖房产的做法。
    然而，与整个社会普遍追求厚奁相反的是，一些士人为表明自己风骨高洁，以妻有厚奁为耻。《后汉书·列女传》记载，鲍宣娶桓少君，少君父“装送资贿甚盛”，宣不悦，谓妻曰：“少君生富骄，习美饰，而吾实贫贱，不敢当礼。”少君“乃悉归侍御服饰，更著短布裳，与宣共挽鹿车归乡里”。(18) 以厚奁为耻的观念在汉代已有之，并且一直延续到清代。
    清钱塘汪魏美，娶建宁守之女钱氏，成婚后，汪对妻说：“吾本寒儒，得联姻贵室，所望知礼义，孝姑嫜，和妯娌，足矣。侈簪理绮绣之饰，毋庸也。”钱氏“即尽去服饰，屏侍婢，以荆钗布裙操作”。(19) 士人排斥厚奁的首要原因，是担心妻子倚仗财势，不守礼节、不能吃苦，不是同甘共患的伴侣。这种顾虑并非没有道理，清人王有光记述了嫁妆给男女双方家庭带来的不睦：“尝见人家女子及笄，频向父母求金索币，临嫁时叠箧添奁，于归之后夸耀舅姑，或争荣妯娌”(20)，为家庭增添了不稳定因素，直接体现出嫁妆对婚姻家庭的负面影响。士人排斥厚奁的另一原因是不愿让钱财玷污自己的气节。清人平步青在论述婚姻时，引用前人的观点说：“借使因妇财以致富，依妇势以取贵，苟有丈夫之志气者，能无愧乎！”(21) 告诫士人不要贪图女家嫁奁以丢却丈夫之气。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一些士人拒绝与有厚奁之女家缔结婚姻。如龚炜素持婚嫁不计聘奁之论，有人为其子与湖商之女作伐，“奁资可得数千金”，龚炜拒绝联姻以体现自己“不违素论”。(22)
    以厚奁为耻的思想甚至影响到妓女“携资而嫁”。韩江妓满姑，“与余姚翁宝山情好颇笃”，“携千金欲从宝山”。时人俞蛟认为：“妓女携资而嫁，犹之乎娶妻而得奁具也”是很合理之事，而翁宝山“坚拒”，原因是“吾清白吏子孙也，岂可以不义之财玷辱家声哉”？(23) 仍是害怕女子的钱财玷污自己和祖先的清节。
    从这一角度看来，丰厚的嫁妆不仅没有对婚姻起到积极作用，反而令士人望而生畏，对婚姻缔结产生负面影响。但无论是积极作用还是消极影响，嫁妆在婚姻和家庭生活中的重要性都是不容低估的。此外，嫁妆还引发一系列的社会问题。
    在婚嫁论财的社会风气中，清代嫁妆的规模和数量呈逐渐上升趋势，如广东广宁县乾隆时，中平之家妆奁之费为数十金至百金，富家为三百到五百两，“及道光初，多倍于此”。(24) 嫁妆的不断飙升，助长了婚嫁中的奢靡僭越之风，并导致溺女、童养、抢婚等社会问题。
    1.嫁妆与奢靡僭越之风
    婚嫁论财是明清社会奢靡之风的主要表现之一(25)，同时又对此风气起到助长作用。其中，陪嫁之奢尤为时人所关注，如《枣强县志》记载，当地“豪富之家有以数百金作嫁资者，非夫曩昔之朴俗矣。毕婚后，女家之费恒数倍于男家”；《上林县志》记载，女家陪嫁费用至少与男家相等，“或至加倍”。(26) 诸多史实证明，清代许多地方嫁女花费大大超过娶妇，成为家庭沉重的经济负担。针对这种状况，时人提出“嫁女装资浪费，尤所宜戒”(27) 的呼声，可见嫁妆之奢的严重性。
    雍正元年，政府对普通百姓的婚礼规格进行规定，庶人“迎娶轿上不许用彩结楼亭，妇女禁用凤帔补服、大轿，违者罪坐夫男”，禁止在婚礼中僭越奢靡。(28) 但这一规定在民间并没有遵行，安徽蒙城民女出嫁时的装束为“头戴凤冠，身穿绸缎，上着帔锦，下束罗裙，头顶红方巾”(29)；还有的地方平民婚礼亦打官衔字样，袁枚在《子不语》中记述了“鬼借官衔嫁女”之事：
    新建张雅成，“儿时戏以金箔纸制盔甲、鸾笄等物”，藏于小楼上玩耍，忽有女子登楼求钗钏、步摇数十件，说为“嫁女奁中所需”，后又告张曰：“我姓唐，东邻唐某为某官，我欲倩郎君求其门上官衔封条一纸，借同姓以光蓬荜。”张戏写一纸与之，女子写饼饵、钱来谢，“及旦视之，饼皆土块，钱皆纸钱，方知女子是鬼”。(30)
    袁枚以此事感叹鬼也如人间爱体面、崇势利，正是对实际生活中存在的嫁女奢靡僭越现象的一种讥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