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不断抬升、相互攀比的嫁妆花费，许多家庭难以承受，直至破产。《广信府志》记载有些家庭为“奁具或至罄产”；《永嘉县志》记载当地有嫁女“破娘家”之说。(31) 一些无力拿出体面嫁妆的家庭被迫想出“借奁”之策。《霞外捃屑》记载：“越俗嫁女以资遣，繁富相竞，然不无假借，至有私行移还，见薄于尊章者。”(32) 用借来的财物充当嫁妆，婚后私下移还，这种行为不仅受到社会舆论的谴责，还可能引起家庭内部的纠纷与矛盾，实为人们为俗所迫的无奈之举。
    2.嫁妆与溺女婴
    中国自古就有溺婴的记载，许多家庭出于各方面的原因溺杀婴儿，其中，以溺杀女婴为多。清代仍有“民间生女多不举”的习俗，皇帝曾多次下诏严禁溺女，各地官员也不断出示禁劝，并且创立育婴堂来收养被遗弃的婴儿(33)，可见溺女的严重性。从史料记载来看，溺杀女婴与女儿成年后需要筹备巨额嫁妆有很大关系。
    以安徽为例，清代安徽许多地方有溺女之风：泾县“女多辄不举，嗣艰者冀目前之速孕，资乏者忧异日之赠奁，乃至富而多男之家亦复相习为之”(34)，宁国县“其溺女实由于斗富，既育而嫁，皆以无奁为耻”(35)，宿松县“嫁女多矜厚奁，称贷不恤，溺婴之习多从次起”(36)，广德州“其嫁女之家，甚有破产以营奁饰者，故民间生女多不举”(37)。可见溺女与嫁妆花费直接相关，家庭为避免筹备嫁妆中的尴尬，将女儿溺杀在襁褓之中。为禁止这种风气，许多宗族与官方相配合，奉劝族人勿溺女婴。如安徽潜邑朱氏即将“戒溺女”作为家训载入族谱，其文如下：
    人之犯罪莫大于杀人，溺人与杀人无异。杀他人且不可，况杀自己人乎？或曰：家贫难育，不得不溺。不知天生一人自有一人衣禄。如夫妇未生子时，其赀财仅足以自给也，迨生一子而能衣食之矣。方生一子，其赀财仅足以资一子也，迨又生一子而又能衣食之矣。即从此而三四子、六七子莫不能衣食者，其所生之子自与衣食俱来，非分吾夫妇者也。或曰：家贫难嫁，不得不溺。不知婚姻原不论财，上等赔资而嫁，次则随聘而嫁，次则虽受微仪亦自不碍，只在课以勤俭，使其女能为夫家生殖而。奁货虽多，亦有穷尽，吾门之女果人人勤俭兴家，必有与为婚者，岂预计夫牵犬乎？或曰：女或不令，贻讥父母，不得不溺。不知女之败德，皆缘父母失教。当三五岁之后，即命之分内外，不与男子共游，不与男子共食。稍长即督之女工及养牲酿酒，他如米盐茶菜之类，事事以节俭为务。衣食取淡素，形容必端正，逮至夫家而舅姑又如是闲？数之年安得不为淑媛乎？审此三者，而女可以不溺矣。(38)
    此文从难养、难嫁和难教三个方面奉劝族人养女莫溺。从其中对“难嫁”的论述中可以看出，婚嫁论财之风造成了人们在婚姻缔结中攀比夸富的思想，家长们一方面想让婚礼办得体面，另一方面也想通过丰厚的嫁妆来提高女儿在未来家庭中的地位。这种风气的直接后果就是使那些既出不起丰厚嫁妆、又不愿意在婚礼中蒙羞的家庭走上了“生女不举”的途径。
    需要指出的是，溺女不仅是贫困人家的选择，许多中产之家也因出不起体面的嫁妆而溺女。比如清代名士汪士铎“家虽日裕”，却身有疾病，不敢“市药医之”，原因就是“连举五女”都需要嫁妆。(39) 他在日记中慨叹生女之忧：“人不忧生女偏不受生女之害，我忧生女即受生女之害，自己是求人的，自己是在人教下的，女是依靠人的，女是怕人的。”为女所愁的汪士铎只看到自己家的多女，而没有看到全社会的少女，所以他赞同溺女，主张“弛溺女之禁，推广溺女之法”，甚至偏激地认为：天下祸乱多就是因为人多，人多又是因为女人多，女人多了生育的人就更多，总之女人成了真正的祸水。(40) 这种看法代表了当时社会中一批人的观点，由嫁妆之费引发了对女性的偏见，正是清代溺女之风难以禁止的主要原因。
    3.嫁妆与童养媳
    童养媳是指女孩在年少时期就被未来配偶的父母领养，待其达到成婚年龄再“圆房”，正式结成夫妻。“童养媳婚姻，在清代已是一种流行面广且经常可见的婚姻形式”(41)。童养媳的产生，很大程度上是为了避免婚嫁时繁多的财礼和嫁妆。如和州的童养媳妇婚姻明确规定：“女家不得向男家要任何礼节钱，女家也不陪嫁妆”(42)；望江“抱养媳很简便，女家不陪妆奁，男家不送聘礼”(43)。许多家庭将女儿送去童养的直接原因就是担心女儿长大后出不起嫁妆，因此趁女儿年少时就为其找到婆家，并将其送到男家童养，一方面可以节省抚养女儿的费用，另一方面女儿在夫家长大成人后直接“圆房”，免却了嫁妆的花费。
    童养媳年少时即离开父母，其生活是很悲惨的。以下几则案例可以反映出童养媳在夫家所处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