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礼教上对妇女的苛求和对男性的纵容，同样得到了当时的法律与宗族规条的保障。首先，从明代法律制度看，《大明律》将“不义”定为“十恶”之一，其中就包括对妇女轻易改嫁的限制，如妻子“及闻夫丧，匿不举哀，若作乐释服从吉及改嫁”，均被视为“十恶”[5]卷1。此外，明代的法律尽管限制男子以妾为妻，或妻在而另行娶妻，或对男子娶妾作出年龄限制，但从总体上说，男子娶妾，还是在法律许可的范围之内。如《大明律》规定：“凡以妻为妾，杖一百。妻在，以妾为妻，杖九十，并改正。若有妻更娶妻者，亦杖九十，离异。其民年四十以上无子者，方许娶妾。违者，笞四十。”[5]卷6一方面，法律对丈夫娶妾行为的认可，其实已经承认了丈夫的强势地位；另一方面，法律又强制规定了妻妾之间的地位关系，其目的就是为了维护正妻在家庭中的地位。
    其次，从家法族规看，明代的家法族规中也对守节之妇，作了一些鼓励与优待的规定。如修订于万历年间的《余姚江南徐氏宗范》规定了下面两条：其一，“宗妇不幸少年丧夫，清苦自持，节行凛然，终身无玷者，族长务要会众呈报司府，以闻于朝，旌表其节。或势有不能，亦当征聘名卿硕儒，传于谱，以励奖”。其二，“少妇新寡，贫不能存者，族中务要会众量力扶持，以将顺其美”[6]。
    二、士大夫对“义夫”的倡导
    传统的中国社会，显然在“妇道”与“夫道”之间，存在着一条鸿沟。换言之，按照儒家的礼制，丈夫可以再娶，妇人则必须从一而终，所以服有轻重，情有隆杀。可见，即使是夫妇之情，也有等级差异，妻子为丈夫殉情而死，这是理所当然之事，而丈夫为妻子殉情，就被视为是一种“妇道”。当时的史籍，无不以荀奉倩为例。据史料记载，荀奉倩笃燕婉之情，在他的妻子死后，悲不自胜，抑郁而亡。这被一般传统的“君子”之流称为“妇而不夫”。究其原因，按照传统的礼教，丈夫在妻子死后可以“再娶”的权利，而且完全符合礼教与法律，而妇女则必须“从一而终”。换言之，传统的礼教在夫妻关系上制定了一个最为重要的原则，即“服有轻重，情有隆杀”。所谓的“服有轻重”，即指夫妻在各自为对方守制服丧时，有一种轻重之分；所谓的“情有隆杀”，则指男女之间的情感关系，也有深浅之别。这就是说，即使是男女之间的真情实感，传统礼教也只允许妇女思慕丈夫，伤悼悲痛，甚至为此而不思饮食，直至殉情而死。而对于丈夫而言，在“笃于情”的同时，尚需“得其正”，而并非一味沉溺于夫妻的情感而不能自拔。其实，说得通俗一点，即丈夫尽管身处夫妻情笃之时，但他还是需要尽传宗接代的孝道，这就为他们的再娶或娶妾找到了合法的理论与法律依据。所以，即使像明季颇有思想的归庄，也认为荀奉倩所守的是一种“妇道”，只有“易道而处，则得其正矣”[7]。这就是说，只有妇女为丈夫殉情才是正道。
    换句话说，在传统的礼制下，夫妻之间是一种“终身相倚”的关系。但这种终身相倚，仅仅是妻子对丈夫的依赖，而无论是礼制还是法律并不规定丈夫对妻子必须忠诚。所以，在现实中多有一些负心之汉，违背了夫妻之间感情的承诺，而去另寻新欢，导致妇女一生怨恨。对于这些负心汉，传统的法律与礼制却是无可奈何，只能仰仗于“冥冥”与“剑侠”，即让冥冥之中的天公对负心汉加以惩罚，或者让一些剑侠出来打抱不平，诛杀这些负心男子。这就是传统所谓的生死冤家，一还一报。
    这显然是一种不公平。明代学者吕坤首先发现了这种礼教对男女之间要求的不平等。他说：“夫礼也，严于妇人之守贞，而疏于男子之纵欲，亦圣人之偏也。”[8]换言之，传统的儒家礼教一方面要求妇女“守贞”，另一方面却又允许男子可以有三妻四妾，甚至“纵欲”。于是，吕坤不得不承认，这是圣人在创立礼教时存在着一种偏差。小说《二刻拍案惊奇》的编者凌濛初也已敏锐地觉察到了这种不公平的存在，他感叹道：
    假如男人死了，女子再嫁，便道是失了节、玷了名、污了身子，是个行不得的事，万口訾议；及至男人家丧了妻子，却又凭他续弦再娶，置妾买婢，做出若干的勾当，把死的丢在脑后不提起，并没人道他薄幸负心，做一场说话。就是生前房室之中，女人少有外情，便是老大的丑事，人世羞言；及至男人撇了妻子，贪淫好色，宿娼养妓，无所不为，总有议论不是，不为十分大害。所以女子愈加可怜，男人愈加放肆，这些也是伏不得女娘们心里的所在。[9]
    正是看到了现实中这种男女之间的不公平，才使凌濛初越发感到了妇女的可怜与无奈。所以，他在小说中通过痴情女与负心汉所发生的冤家故事，以说明“男子也是负不得女人的”，这显然也是对“义夫”的倡导。
    在社会普遍颂扬“节妇”的同时，与之相对的则是薄幸之夫的广泛存在，甚至结发妻子刚死，就匆匆将新人娶进家门。鉴于此，明末清初人魏禧倡导树立一种“义夫”的典范，以便与“节妇”相对应，并抚平妇女之心。一方面，他对传统儒家经典中的“妇人之义，从一而终”之说持肯定的态度，认为传统儒家伦理所规定的丈夫死后妻子不再改嫁，男子则在妻子死后可以更娶，并非“重于责妇人，轻于责男子”，而是出于下面的理由，即“妇人从人，不自制，男子制人者也”。另一方面，魏禧又强调，根据“圣王”之典，忠臣、孝子、节妇、义夫必须同时旌表。“圣王”尽管不禁止妇人之再嫁，但又特设节妇旌表制度，其目的就是为了使妇女能“慕而知耻”；“圣王”允许男子再娶，却又特设义夫旌表制度，其目的也是为了“代天下之为夫者报天下之节妇，以平妇人之心”。现实却使魏禧感到困惑，孝子、节妇确实已被民间多所称述，但所传的“义夫”甚少，这难道是“义夫”难为，抑或天下男子不以此为意，虽有“义夫”的事实而不替他们作传宣扬？在魏禧看来，节妇之难，难于忠臣，义夫难于节妇。忠臣临难，慷慨捐生，比于烈妇。求其久而不变，见可欲而不乱，惟节妇为难。然妇女再嫁则是断绝“故夫”，会被视为“阴为淫佚则不齿于人类”，所以凡是女子自爱其身，都不会轻易做出改嫁的选择。而男子不然。于是也就不乏这样的例子，当妻子为自己守身殉义，甚至“刎颈碎首，支解裂肝”，作为丈夫，却“不愈年月而更娶”，甚至与新的妻子绸缪燕婉，将前妻忘到九霄云外，这实在是太过分的行径。最后，魏禧断言：“世无义夫，则夫道不笃；夫道不笃，则妇人之心不劝于节；妇人不劝于节，则男女之廉耻不立。”[10]显然，这也是通过对“义夫”的鼓励与倡导，重新确立一种新型的夫妻情感伦理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