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迹象表明：20世纪30年代中期，中国知识分子的主体意识发生了重大变化。当时的知识群，尤其是他们中间的新生代，已经开始比较彻底地摒弃传统士大夫的优越感，由自我欣赏走向大众崇拜。本文拟通过分析30年代轰动一时的大众语运动，来阐释中国近代知识分子这一具有深远影响的心态转换。
    至于本文为何要以大众语运动为切入点，主要是基于下面三层考虑：
    （1）知识分子是一个外延极广的概念，若想观测其整体心态，使用完全归纳法，则难免力犹未逮；使用不完全归纳法，则又容易以偏概全。
    （2）尽管大众语运动只是昙花一现，但它涉及沪、平、京三地与左、中、右三派的知识分子，所谓“信号一鸣，征骑四出”①，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3）更为重要的是，在文盲占人口绝大多数的社会里，是否掌握语文工具，是知识分子区别于大众的一个重要标志。因此，窃以为当这个特殊环境中的知识分子置身于语文变革运动时，必然会对自身与大众的相对价值做一番再估计。
    一、大众语运动的来龙去脉
    由于过去的一些历史论著对大众语运动大多语焉不详，因此在进入正题之前，我们有必要了解一下它的基本过程。
    就大众语运动的影响程度而言，大致可将其划分为如下三个阶段。
    （1）1934年5至6月：酝酿期。
    若要追溯大众语运动的起源，就不能不提及稍早一些的“读经之争”。1934年初，某些保守知识分子与个别地方军阀不顾国民党中央政府一再颁布的“禁止采用文言教本”②的通令，公然在中小学中提倡尊孔读经。如时任苏州中学校长的汪懋祖就批评新文化运动“徒求感情之奔放，无复理智之制驭”③，并在此基础上要求小学参教文言文，初中必读孟子。此主张立即遭到身为国民党中央政府教育部高级官员的吴研因的抨击，吴认为小学不能教文言文，初中只能选读孟子。本来，两人的争论主要还是局限在教育领域，而且时人也鉴于当时思想界内部混淆主题、互相攻讦的习气，呼吁双方“不要忘记这次所争论的，是教育上的问题，更不要忘记这是中小学教文言文的问题。”④但由于各方的推波助澜，这埸读经之争还是不可避免地由教育领域扩大到思想领域，或者确切地说是政治领域。
    在汪、吴开战不久，以上海为中心的部份左翼文化人即敏锐地发现在五四以来的十多年里，尽管白话文逐渐普及，但并未完全清除文言文的影响，除了教育界一再出现的读经之争，另外“有许多在杂志报章上撰文作家，也有意或无意地倾向文言文，或全以文言文撰稿，或在白话文中夹杂许多文言的句子法”⑤。他们简单地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关键不是对白话文提倡不力，而是白话文自身还存在问题。于是，在这种心态支配下，既不同于文言文、又不同于白话文的大众语便应运而生。
    关于大众语运动的源起，作为发起人之一的曹聚仁在晚年有比较明白的交待：
    一九三四年夏，一个下午，我们（包括陈望道、叶圣陶、陈子展、徐懋庸、乐嗣炳、夏丐尊和我）七个人，在上海福州路印度咖哩饭店，有一个小小的讨论会。……我们认为白话文运动还不彻底，因为我们所写的白话文还只是士大夫阶层所能接受，和一般大众无关，也不是大众所能接受。同时，我们所写的，也和大众口语差了一大截；我们只是大众的代言人，并不是由大众自己来动手写的。因此，大家就提出了大众语的口号，并决定了几个要语，先由我们七个人轮流在《申报·自由谈》上发表意见，我们的主张，大致是相同的；至于个人如何发挥，彼此都没受什么约束的。⑥
    根据曹的回忆，当时在《申报·自由谈》中的撰文顺序是抽签决定的，七个人中陈子展得了头签，于是，他得以率先将大众语的旗帜公诸于世。陈在《申报·自由谈》上撰文认为：“文言白话的论战早已去过了，……现在我以为要提出是比白话更进一步，提倡大众语文学”，他进而将大众语解释为“大众说得出、听得懂、看得明白的语言文字。”⑦此后，一些左翼文化人（不限于上述七人）纷纷响应，从不同角度来界定大众语的内涵。如陈望道在陈子展的定义之外，又加了一项“写得顺手”⑧；胡愈之则从更抽象的意识入手，将大众语解释为“代表大众意识的语言”⑨；陶行知又进一步，他认为“大众语文适合大众的程度、需要和意识时，在大众本身起的反应是高兴”，因此，他将大众语解释为“大众高兴说、高兴听、高兴写、高兴看的语言文字。”⑩
    不过，尽管大众语的几位发起者在事先已经达成某种默契，但由于“大众”这个词本身太富弹性，而每人对它的理解又不尽相同，反映到具体的主张上，还是表现出一些相当明显的差异。譬如胡愈之认为“中国语言最后成为大家用的最理想的工具，必须废弃象形字，而成为拼音字”（11），而夏丐尊则主张“先使白话文成话”；在如何改进白话文的问题上，夏丐尊主张“在可能的范围内尽量吸收方言”，因为“方言只要有人使用，地方性就会减少”（12），而有人则认为大众语的基础应是“有普遍性的‘现代中国普通话’”，要“竭力避免各种土话”（13）。凡此种种，说明大众语运动在一开始就和当时大多数论战一样，呈现出概念泛化、主题模糊的局面，以致《申报》在7月初不得不专门刊登一则启事，认为：“关于大众语的问题，理论方面，已经发挥得够了，本刊于今天以后，拟停登此项文字。”（14）
    （2）1934年7至8月：混战期。
    然而，大众语运动此时已是欲罢不能，这主要是因为在30年代中国知识层已经形成一种将学术讨论与政治斗争紧密相连的思维定势，知识分子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将自己的政治兴味搀杂到学术研究之中，亦即是余英时先生所说的将“政统”与“道统”混而为一。大众语运动诞生之后，当时的知识分子，尤其是他们中间的左翼，首先联想到的不是对白话文否定之否定的语言问题，而是对资本家否定之否定的政治问题，这两个问题在他们心目中，实际上成了一个硬币的两面。正如他们所言：大众语运动虽由文白之争而来，但实际上是“代表这两个营垒的文化意识的斗争”（15）。既然大众语运动具有如此深刻的政治内涵，所以他们当然不会轻易放过。
    自7月初以后，《申报》的“自由谈”虽不再谈大众语，但在“读书问答”与“本埠副刊”中仍连篇累牍刊登这方面的文字；同时，《中华日报》的“动向”副刊、《大美晚报》的“火炬”副刊、《晨报》的“晨曦”副刊，以及一些刊物，如《社会杂志》、《文学杂志》、《新语林》、《太白》等，也都加入讨论。这时，关于大众语的讨论不仅没有中止，反而日益扩大，成为当时思想界的一个热门话题。
    不过，这一阶段关于大众语的讨论更是五花八门。有的人是从学术角度来发表见解，而大多数人则是从政治角度来探讨问题，加上对“大众”、“大众语”“大众意识”这些基本词的定义又没有达成共识，所以讨论最后更多地表现为概念之争，或意气之争。譬如，在对待方言土语的问题上，有人认为吸收方言是“在经济条件还没有能够产生统一的大众语之前，一个非常富于特性的、表达各地大众生活的真实办法”（16）；有人则反对采纳土语，认为这和“企图把某一国的国语如什么基本英语或法语德语来代替世界语一样”（17）。事实上，弄到最后，大众语运动的参加者根本就忘记了或者不知道应该讨论的中心议题，有些人在讨论大众语是否应吸收方言，有些人在讨论大众语与民众教育孰先孰后，有些人在讨论大众语是否可以欧化，另有一些人则在讨论大众语是由大众自身创造，还是由知识分子帮助完成。总之，讨论的议题都是零零碎碎，毫无系统可寻，以至当时就有人惊呼：“现在问题已经被弄得一塌糊涂了”（18）。而另有人干脆对大众语运动本身产生怀疑，主张“先把‘大众语’这个美名，完全放弃，我们来干统一语文的工作。”（19）
    （3）1934年9至10月：平息期。
    到8月底，作为大众语运动始作俑者的曹聚仁，鉴于当时的讨论“尽是锣鼓闹台，不见袍笏登埸”（20），于是他从意识与技术两个层面归纳出与大众语有关的五个问题，以公开信的形式向社会各界征求意见。在此之后，关于大众语的讨论逐渐明朗化，人身攻击减少，而建设意见增多。可以说，曹聚仁的这封信起到了澄清混乱局面、扭转讨论方向的作用。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曹的公开信的影响之下，以前对大众语讨论作壁上观的所谓京派文人，这时也开始置身其间。尽管他们的意见也很不一致，如对于曹的第一个问题--“有没有划分新阶级，提倡大众语的必要？”他们中间有人认为“大众语不是在白话之外的一种特别语言文字”（21），“必无声无臭地归还白话”（22），有人则拥护大众语的提法，甚至认为“今后的国语应该废除汉字而改用拼音文字”（23）。然而，他们毕竟开始以各种方式对大众语表了态，这本身也就证明大众语运动影响的扩大。据曹聚仁的回忆，当他将吴敬恒等人的回信拿给陈望道看时，陈几乎“高兴得跳了起来。”（24）
    与此同时，一开始就积极参加讨论的那些海派文人，尤其是他们中间的左翼知识分子也逐渐撇开意气之争，而开始探索如何建设大众语的具体问题。在这一阶段，他们考虑最多的还是如何将中国文字由象形字改造为象声字。此前，著名语言学家赵元任已发明了一套“国语罗马字”，但他们大多主张另砌炉灶，采用据称只要300个小时即可学会、由苏联政府在远东华侨中推行的“拉丁化中文”（25）。拉丁化自然比罗马化更简单适用，但更主要的原因恐怕还是由于当时左翼知识分子大多怀有的那种炽烈、真诚的亲苏情绪。
    在这一阶段，大众语的讨论明显分化为两个板块。一个是以京派文人为中心的中间知识分子，他们大多也赞成大众语运动，但几乎都不认为大众语的讨论含有阶级性，他们只是从纯技术的角度希望语言文字更易为普通大众掌握；另一个则是以海派文人为中心的左翼知识分子，他们大多是从纯政治的角度来看待语言文字的变革，认为“白话文运动自然是资产阶级革命在语言运动上的反映”（26），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妥协，在语言变革上则形成了白话文运动的停滞。不过，尽管两个板块在观点上针锋相对，但并未直接就这些问题展开论战。因此，在10月以后，大众语的讨论便在不知不觉之中偃旗息鼓了；第二年即完全被悄然而起的新文字运动所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