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余论：大众崇拜的原因与后果
    本来，由于以笔作枪总不如以枪作枪来得直截了当，“有心杀贼、无力回天”也就成为古今中外文化人共有的通病与遗憾。即使像柏拉图这种对后世有深远影响的思想家，在给朋友的信中，也流露出类似的忧虑，他说：“我担心自己到头来成为一个完全只会说空话的人，可以说--成为一个根本不愿从事具体工作的人。”（55）但30年代中国知识层从弘扬自我到崇拜大众的心理变迁，还不能完全以文化人的这种通病与遗憾来解释。
    诚然，早在清末民初，在中国知识层中也出现了蔑视笔舌生涯的情况。像梁启超这种以文章暴得大名的知识分子，也不免感叹“舌下无英雄，笔底无奇士”（56）；另如黄兴这类注重事功的知识分子干脆疾呼“朝作书，暮作书，雕虫篆刻胡为乎？投笔方为大丈夫！”（57）然而，如上所述，这时从总体上看，中国知识层还未完全丧失传统士大夫所固有的以先知先觉自居的主体意识。之所以从以自我为中心的自信，一变为以大众为中心的自卑，这主要还应归因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社会结构的变化。
    众所周知，传统中国是一个政治结构与意识形态一体化很强的社会。其中，作为该社会润滑剂的士大夫实际上扮演着三种角色，即国家机器的管理者、意识形态的承担者与文化知识的传播者。有了这三种身份，传统士大夫的社会地位不会太低，其自我感觉也必定不错。但随着近代中国一体化结构的解体，传统士大夫便逐渐从社会中心的位置被剥离出去。在近代学校教育取代传统私塾教育之后，学生在学校学习的主要是文化知识，而非意识形态。知识分子除了保持着文化知识上的领先地位之外，另外两种身份几乎因此完全丧失。而在近代中国重新从无序向有序整合的过程之中，必然要抑制一切无组织力量，知识分子所惯有的那种自以为是的个人主义倾向便首当其冲。这颇有点像弗罗姆所说的“集体无意识”，弗氏认为“当一个具有特殊矛盾的社会有效地发挥作用的时候，那些共同的被压抑的因素正是该社会所不允许其成员意识到的内容。”（58）在五四时期，尽管个人主义在摧毁传统文化牢笼方面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但在日后的社会重新整合过程中，这种个人主义却又与此相冲突。结果不得不将其纳入“集体无意识”的范畴。否则，社会整合便无法实现。
    五四以后，随着民族危机日趋严重，这种扼制个人主义、凝聚国家力量的呼声也就愈加高涨。无所适从的知识分子在急剧动荡的社会形势面前，本来就感到力不从心，而当他们碰到外族入侵、国家危亡的紧要关头，自然会眼光外移，将希望寄托在人多势众的大众身上。不过，在这种以集体主义吸纳个主义的过程之中，由于阶级分析方法的流行与滥用，致使知识分子对大众的赞许推崇变成了与大众的严重对立。30年代，正如时人所说的，“正是连陆侃如先生讲中国诗史也得引用唯物史观方法的时节。”（59）在唯物史观获得思想界，尤其是年轻人广泛认可的同时，也不或避免地出现了被套用、滥用的情况，以致走向它的反面。当时最易被接受的一种唯物史观的具体运用便是：用阶级分析方法将文言文视作封建社会的产物，将白话文看成资产阶级的工具，而迫切期待着一个否定之否定--无产阶级的新语文。由此推衍出一个结论--即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都被划入与普通大众尖锐对立的绅商阶级之列。在五四时期，也有人主张消灭知识分子，认为“我们如其急急于倒强权，倒私有制，不如急急于化除知识阶级。如果世界上各个人的知识都在一个水平面上，那其他阶级问题，不待解决自然就解决了。”（60）但这种天真的幻想还是着眼于提高大众的文化程度，以使大家能处于同等的知识水平，对知识分子并无歧视。而到30年代，思想界经过唯物史观的洗礼之后，在五四时期大领风骚的知识分子不仅成了社会向前发展的落伍者，而且还成了妨碍大众进步的寄生虫。如左翼文化人就不止一次的要求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绅商阶级对劳动大众的愚昧负责，认为“中国的劳动民众还过着中世纪式的文化生活。说书，演义，小唱，西洋镜，连环图画，草台班的‘野蛮戏’和‘文明戏’……到处都是；中国和绅商阶级用这些大众文艺做工具，来对于劳动民众，实行他们的奴隶教育。”（61）此后，这种对知识分子的不满逐渐发展成为连知识分子自巳都默认的流行观点。一向以特立独行著称于世的鲁迅先生也莫能外，他在读过谢国桢的《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之后，大发感慨，说：“老百姓虽然不读诗书，不明史法，不解在瑜中求瑕，尿里觅道，但能从大概上看，明黑白，辨是非，往往有决非清高通达的士大夫所可企及之处的。”（62）
    诚然，在这种对大众的一片歌颂声中，也有个别不谐和音。如钱钟书在看到好友吴宓的诗集遭到非议时，就大胆地将其归因于吴宓过份相信了公众的评判能力，认为吴应该清楚“像他这样对公众推心置腹，不领情的公众却很可能报之以嘲笑，他其实是在玩火。”（63）但像这样公开与公众抗衡、以少数自居的做法，在当时毕竟还只是凤毛麟角，不占主流。事实上崇拜大众、否定自我在30年代的知识分子中间，已经形成一种不可扼制的惯性。正是借助这种惯性，在抗战爆发之后，中共进一步提出要使知识分子的思想感情与普通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从而促使知识分子走上与工农兵结合之路。这中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一番现身说法，颇为典型，也颇为重要，他说：
    我是个学生出身的人，……那时，我觉得世界上干净的人只有知识分子，工人农民总是比较脏的。知识分子的衣服，别人的我可以穿，以为是干净的工人农民的衣服，我就不愿穿，以为是脏的。革命了，同工人农民和革命军的战士在一起了，我逐渐熟悉他们，他们也逐渐熟悉了我。这时，只是在这时，才根本地改变了资产阶级学校所教给我的那种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感情。这时，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这就叫做感情起了变化，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64）
    经过这种疾风暴雨般的思想改造，当时在延安许多文化人的主体意识都出现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刚到延安之初，他们中的不少人还怀有个人主义的理想与特立独行的情调，高呼：“作家并不是百灵鸟，也不是专门唱歌娱乐人的歌妓。他的竭尽心血的作品，是通过他的心的搏动而完成的。他不能用欺瞒他的事情去写一篇东西，……作家除了自由写作之外，不要求其它的特权。”（65）但不久也将自己融入大众的洪流之中，并从尊崇大众的伟大力量发展到欣赏大众的高尚品德。
    本来，知识分子作为社会“良心”的载体，应对所处的社会具有独立的评判能力，而做到这一点又是以清醒的自我意识为前提的。认识自我并不等于为了自我，如同个人主义并不等于自私自利，两者具有本质的区别。30年代中国知识层的大众崇拜虽说是开了知识分子密切联系群众的先河，但它在很大程度上也使知识分子丧失了自己独立的评判能力与创新欲望，并使整个社会逐渐滑入一种新的道德理想主义--认为大众比知识分子具有更高的道德水准，一切政治行为都应相信大众的完美无缺的道德。到建国前后，这种新的道德理想主义业已占据大多数知识分子的心灵，成为他们的一种自觉意识。如一位作家在50年代就曾赞美道：
    善良、纯朴、炽热的农民在土地改革中的表现真了不起！他们的爱和恨，就像晴和雨那样截然分明。在琐碎事情上，他们显得比知识分子更迟钝--他们不会虚伪的客套；但是在关键性的事情上，他们一丝也不苟。他们斗争时，坚决到底；修起堤来，太阳落山也不肯歇手。他们也有公私利益的矛盾--也即是眼前的与远大的利益的矛盾，然而他们处理起那些矛盾来，真是又明朗又干脆。（66）这一点，可看作是30年代中国知识层大众崇拜心理的逻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