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学者对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研究，早在1979年，即三中全会召开的第二年即已开始，80年代至90年代，这方面的研究不断深入。下面从三个方面综述日本学者对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评说。
    一、关于三中全会背景的评说
    日本学者从不同角度论述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背景。
    （一）从国内外形势的需要谈改革的必要性。
    横滨市立大学教授毛里和子，在《改革开放时代的中国》（1991年3月）一书中谈到了改革的必要性，她说：“1978年末，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已形成。自80年代起，以‘四个现代化’为国家大计，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为什么改革是必要的呢？那无非是因为政权所担负的任务和国内外情况的变化使他们不得不选择了改革。也就是说，从依靠革命这一课题来确保共产党政权的正统性变为不得不依靠经济发展来确保共产党政权的正确性。进而，国际环境出现东西对立的缓和，又随政治经济的多极化而变化。作为中国，已不再像过去那样，处于一种既设想战争，又假想主要敌人的状况，中国既然把经济建设作为最大的课题，其自身就希望有一个和平的环境。”
    横滨市立大学教授矢吹晋，在《巨大国家中国的前途》（1996年6月）一书中指出：“邓小平的政策转换的直接契机是亚洲四小龙，特别是台湾和香港的高速增长。无论是台湾，还是香港，同中国大陆相比，虽然地方都很小，但经济发展很快”，“这给邓小平的政策转换带来了决定影响”。
    （二）从真理标准大讨论分析三中全会召开的迫切性。
    久留米大学教授小竹一彰，在《20世纪的中国》（1994年3月）一书中写道：1978年5月11日，在《光明日报》的第一版刊登了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论文。其执笔者破例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并被次日的《人民日报》等转载，由此显示了这篇论文的重要性。其最重要的论点是：任何思想和理论都无一例外地、永远不断地需要实践的检验，思想和理论本身不能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而且，随着实践的发展，如果证明思想和理论是错误的，并与实际情况不符，那就应该修正思想和理论方面，那里不可能存在任何禁区。就是说，表明了应当依据实践的结果来判断思想和理论的正确与否这种立场。从此，开辟通往邓小平时代之路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辩论开始了。
    这种似乎是单纯的哲学辩论的主张，是以毛泽东的《实践论》作为主要典据的。这无非是对“文化大革命”时期达到极限高度的毛泽东绝对化的一种挑战。进而把50年代末以来长达20年间曾作为唯一的判断标准的毛泽东思想本身用实践的结果对照、检验。在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辩论中，存在着浓厚的政治背景。
    毛泽东于1976年9月9日去世。然而，被他指定为接班人的华国锋，拒绝纠正毛泽东的错误思想，提出了“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的“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这实际上为实现经济现代化的最重要目标造成了困难。
    批评“两个凡是”的人们，从70年代中期开始就认为与阶级斗争相比，应该让经济现代化优先。由于毛泽东晚年强调阶级斗争，引起了无尽无休的对抗与分裂，结果造成政治上和社会上的严重混乱，人们厌倦斗争的心理越来越强，并且使国民经济已处于崩溃的边缘。根据这种认识，使他们与依然重视阶级斗争的“凡是派”针锋相对。
    （三）从两年徘徊时期的混乱与矛盾论述改革的必然性。
    中央大学法学部教授田中祥之，在《现代中国的改革》（1995年4月）中写道：粉碎“四人帮”以后，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时期，即1978年12月的“三中全会”以前和以后。这两个时期的主要不同在于是在毛泽东主义的框架内批判“四人帮”，修改以前的政策（“三中全会”以前），还是突破那个框架，寻找新的前进方向（“三中全会”以后）。
    “三中全会”以前，华国锋政权逮捕“四人帮”的追随者，或使其下台。与此同时，又让在“文化大革命”中下台的老干部复出（也包括邓小平的再复出）。一方面，极力否定“四人帮”同毛泽东的联系，说毛泽东也反对“四人帮”。又修毛泽东纪念堂，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号召学习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这段期间，工人的工资提高了，像号召实行“按劳分配”原则等重要的政策修改工作也进行了。但另一方面，又认为“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的“继续革命论”也是正确的；而且把毛泽东的“动员内外一切积极因素，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这句话当作口号，把打倒“四人帮”的力量作为弹跳力，争取实现跃进式的经济发展（在1978年3月的五届人大上确定的十年计划）。
    上述这些做法，显然充满了混乱与矛盾。再如华国锋在中共十一大所做的政治报告里的《粉碎“四人帮”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又一伟大胜利》一节也充满这种矛盾。在这种混乱的路线指导下，解放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的人们得不到真正保证，更想不到要防止这种动乱的再次爆发等。而且，由于是在毛泽东时代的框架内争取实现经济的高速发展，所以群众的负担丝毫没有减轻，由此导致国民经济的不均衡，是很自然的。至此，再次“转换”已是不可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