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关于三中全会意义的评说
    日本学者对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作用和意义，普遍给予了高度评价。横滨国立大学教授村田忠禧，在中国研究所1984年度研究大会历史分科会上的报告中说，“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现代史的伟大转折点”。后来，他在1986年5月出版的《中国研究季利》上发表文章指出，“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和1978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革命的转折点，因为这两次会议在中国现代史上起到了牵引力作用。”文章认为，“把十一届三中全会称作中国共产党的新的转折点，不仅在于工作重点从社会主义社会的继续革命方针转为实现现代化，而且在于向现代化建设迈进的思想转变，即号召人们摆脱教条主义的束缚。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共中央，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转机，纠正了‘文革’时期造成的思想混乱，完成了在新的条件下使毛泽东思想继续作为中共指导思想的艰巨任务。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历史性的转变将会越来越发挥其威力。”文章最后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的发展速度很快，可以期待今后将会取得更大的成就”。
    大阪外国语大学教授西村成雄，在1997年2月21日的《朝日新闻》上发表文章，把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作用与新中国成立相比拟。他说：“1978年末的转变，可以评价为获得了能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相匹配的新的社会凝聚力。”
    东京女子大学教授森山昭郎，在《20世纪的中国》（1994年3月）一书中称赞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划时代的转折点”。书中写道：“1982年召开的党的十二大，正式揭开了邓小平时代的序幕。但如果从基本路线与政策的角度看，1978年末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走向改革开放的划时代的转折点。在宣告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基本结束的同时，力求提高人们生产热情的尝试开始了，而且提出了与放弃集体化有关的改革。”
    日本学者在评价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意义时，一个显著的特点是很自然地把它与邓小平的伟大功绩联系在一起，这种评说是客观的，实事求是的。
    村田忠禧教授在《中国研究季刊》1986年5月号中，在评价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功绩后说：“我认为，这个功绩主要应该归于邓小平。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历史的航船是由邓小平掌舵的。”
    庆应大学法学部教授国分良成，在《中国政治与民主化》（1992年4月）一书中写道：“1978年的三中全会，确实揭开了‘邓小平时代’的序幕。1978年以来的中国，的确带有‘现代化路线’和‘改革开放’等特征。这一方面可以说是由于邓小平这样一位领导人的出现带来的，另一方面也可以认为中国社会的现实需要他这样的人才。”
    日本学者半泽贯在《邓小平的中国》（1984年10月）一书中写道：“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三中全会，大概可以说那是以邓小平为旗手的新当权派胜利的庆典。”他从以下三个方面阐述了三中全会的意义：第一，三中全会在政治方面的意义。通过三中全会，关于天安门事件的评价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当时，天安门事件被认为是“与匈牙利事件相类似的反革命事件”，但在三中全会上把它定性为“是群众的彻底革命行动”。关于天安门事件的这种逆转式的评价，必然迫使“文革”派作自我批评。这种现实表明，“文革”派在政治上已完全屈服于邓小平领导的新当权派。第二，三中全会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意义。在三中全会公报中，以对毛泽东本人及其思想的绝对性、无谬性完全否定的形式作了如下表述，即“要求一个革命领袖没有缺点、错误，那不是马克思主义，也不符合毛泽东历来对自己的评价”。把刘少奇和邓小平作为“中国的赫鲁晓夫”而抛弃的毛泽东，其神化被全面否定。至此，在新当权派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终于以否定对毛泽东的神化及其思想的绝对性和无谬性这种形式迈出了非毛化路线的第一步。第三，三中全会在组织方面的意义。即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下台或被清除的所有老干部，在三中全会及其以后都恢复了名誉或复出。
    日本学者在评价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意义时，另一个显著特点是运用了对比方法，他们将三中全会的前后作了对比，即将毛泽东时代的政策路线与邓小平时代的政策路线作了对比，认为十一届三中全会成为“邓小平体制的起点”，是“实行改革开放的起点”。
    现代日中问题研究所理事木场康治在《邓小平的大长征》（1995年4月）一书中说，“在邓小平1978年以后掌握政权以来的基本政策中，增强中国经济的生产力这一命题光彩夺目。它显示出与盲目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毛泽东的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路线有很大不同。”
    西村成雄在1997年2月21日的《朝日新闻》上发表见解说，“回顾20世纪的中国社会时，可以认为毛泽东是统一了20世纪前半期混乱的中国，在世界上建立了政治独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物；而邓小平则可以评价为是在20世纪最后的25年中把中国纳入世界经济中的政治家。”
    关西大学教授小林弘二，在《中国对世界的认识和开发战略》（1990年）一书中，将毛泽东的农村发展战略与邓小平的农村发展战略作了对比，说“1978年12月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成为邓小平体制的起点”。又说，“在毛泽东时代，虽然也常下达应重视多种经营和副业生产的指示，但是在‘以粮为纲’的口号下，多种经营和副业生产往往被轻视”。“邓小平早就认为只靠种植业，农民无望改善生活水平，应该从多种经营中找出路。进入80年代后，在条件优越的先进地区的农村，可以看到过去被遏制的活力一下子迸发出来的情景”。
    庆应大学教授小岛朋之，在《中国共产党的选择》（1991年11月）一书中说，“三中全会是为实现现代化而实行改革开放的起点”，它“否定了以前的只重视阶级斗争的毛泽东的路线，决定将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这个决定被说成是‘伟大的历史转折’，并被称为三中全会路线”。
    拓殖大学教授伊达宗义，在《中国共产党简史》（连载于1984～1989年的《海外事情》杂志）上说，“三中全会路线成为‘邓小平路线’的代名词”。
    实践证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确立的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是正确的。但是历史不能割断，如果没有建国后至三中全会之前这29年的经验，就不可能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走上正确的道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路线、方针、政策，正是总结吸取了前29年的经验教训制定的。日本共立女子大学教授天儿慧在这一点上与我们有共识。他在《中国改革第一线》（1988年9月）一书中论及邓小平的发展战略时说：“如果说建国以来毛泽东的‘失败’之一是无视自然的因素，采取划一主义式的、‘暴动’主义式的发动群众方式，那么邓小平正是吸取了毛泽东的成功和失败两个方面的经验。因此，现代化的战略方针是从中国的现实出发的，政策上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日本学者在评价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历史性的转折”时，多是从破除长期以来“左”倾僵化思想，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现代化这个角度来分析的，这是比较客观的评说。然而也有少数学者虽然也承认三中全会是发生了转变，但认为这种转变是从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转变，实质是“脱离社会主义的道路”；还有的学者认为这种转变是向“非毛泽东化”的转变。这些看法是不够客观的。正如《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所说，“这次全会已经在坚持社会主义的前提下，为必要的经济体制改革和与之相适应的政治体制改革走出了决定意义的第一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一贯坚持的基本路线被简称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而四项基本原则之一就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共产党所实行的改革开放，一开始就具有明确的社会主义方向。认为中国自三中全会之后走向“非毛化”的看法也是不全面的。1981年6月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实事求是地评价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充分论述了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伟大意义。三中全会后，我们不是走向“非毛化”，而是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纠正毛泽东晚年的错误，维护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以符合实际的新原理和新结论丰富和发展毛泽东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