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关于三中全会内容的评说
    日本学者在评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内容时，着重分析了这次会议的特点、基调及其实现的重要转变。
    日本首任驻华大使小川平四郎在《父亲的中国与我的中国》（1990年11月）一书中，分析了三中全会的特点。他写道：“三中全会的特点，是结束过去大规模进行的揭批‘四人帮’的全国运动，决定将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因此出现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些提法。而且废除了过去党关于天安门事件和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文件（决定），并让几位领导人恢复了工作。”
    东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教授近藤邦康与和田春树，在他们合编的《改革与改革开放--中苏比较分析》（1993年11月）一书中，概括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基调。他们指出：“华国锋把邓小平的将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主张提交到1978年11月至12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并获得通过。陈云等人主张为‘文化大革命’期间的老干部的冤假错案平反和重新评价天安门事件，政治局同意这个建议。陈云还把急于求成的‘左’的思想影响批评为‘洋跃进’。华国锋的‘两个凡是’的指导思想受到批判。在闭幕式上，邓小平发表讲话，他提出要解放思想，加强民主，慎重审议对‘文革’的评价，研究经济管理与经济政策。这成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基调，开始转向改革开放路线，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
    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的重要决定，久留米大学教授小竹一彰在《20世纪的中国》一书中，从基本路线的转变、经济政策的转变和人事政策的转变三方面进行分析。
    （一）基本路线的转变。会议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的辩论，认为应该采取重视实践的立场。从这种立场出发，虽然认为毛泽东有缺点和错误，但功不可没。“文化大革命”的目的虽然是好的，但实践过程中出现了缺点、错误，应该逐步加以总结。要把全党的工作重点从大规模的阶级斗争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因而，实际上已经坦率地指出了像“文革”那样的大规模的阶级斗争毫无成果，但对“文革”的目的尚未进行批判。
    （二）经济政策的转变。为了完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着手纠正混乱现象，以实现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改革经济管理体制，采取各种措施谋求农业经济的健康发展。在农业方面停止了毛泽东强调的学大寨运动，从整体上指明了否定毛泽东特有的依靠群众运动发展经济的方向。
    （三）人事政策的转变。恢复因“文革”乃至在那以前因与毛泽东对立而下台的领导人的名誉。例如，重新评价了邓小平在1975年的工作和1976年的天安门事件，为彭德怀、陶铸、薄一波、杨尚昆、彭真、陆定一等人恢复名誉是在三中全会或在那之后进行的。当然，对“文革”中最大的冤案--刘少奇冤案一时还没有平反和恢复名誉。
    十一届三中全会及其前一段的中央工作会议，实质上否定了毛泽东时代的基本路线、经济政策和人事政策。
    对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发生的重要转变，庆应大学法学部教授国分良成在《中国政治与民主化》（1992年4月）一书中概括出这样几点：1.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2.作为工作中心的农业、工业、国防、科学技术要实现现代化；3.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已经结束。同时，在“实事求是”和“解放思想”的口号下，给过去意识形态上的教条主义路线打上了终止符，开始执行现实路线。
    对于促进转变的因素，中央大学教授田中祥之在《现代中国的改革》（1995年4月）一书中分析到以下几点：第一，在毛泽东政治下，无论是“大跃进”时期，还是“文革”时期，经济都落得悲惨的结局。结果，国民大众的生活陷入了危机，这是个不能否认的现实。第二，总结并吸取了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1953-1957年）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放弃了优先发展重工业和过渡的中央集权式的经济管理方式，即按照经济规律，有计划地稳步发展经济，国民生活也步步提高。第三，在这个时代有基本形成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力量。中国对于学习资本主义各国高科技这一点并没有变化，但在社会主义制度的运用本身，不能向资本主义请教，只能学习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总之，寻求生活提高的国民大众的力量，总结前进时期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以及社会主义的制度本身等，是促进三中全会转变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