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伟大转折意义，还在于它所确立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不仅促使我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提高，更重要的，是以先前任何历史时代所没有的广度、深度和速度，推动着自己从建筑在传统的自给自足小生产基础上的古代文明向建筑在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上的现代文明转变，开始了中国自古以来最有意义的社会变革。
    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东方文明古国，其数千年积淀而成的自给自足小生产基础异常稳固。1840年的鸦片战争，西方资本主义列强虽然以坚船利炮打开了古老中国的大门，但并没有动摇中国的社会基础，它只是促使东部沿海的通商口岸出现了一些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20世纪上半叶，中国经历了辛亥革命、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这些连续而又激烈的民族民主革命，但因为主要集中于政治领域，中国社会本身的变化与发展却极其有限，到1949年时，中国90%的人口还生活在和古代差不多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之中。新中国成立后，我们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并且也取得了许多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可是，由于我们违背了“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的规律（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2页。），把实现生产资料所有制的“一大二公”作为建成社会主义的目标，从而把中国社会的发展纳入到了一个由国家包揽一切的经济政治体制之中。在这种经济政治体制下，中国社会对外闭关自守，夜郎自大，隔离了与世界文明潮流的接触与联系；对内搞“以阶级斗争为纲”，进行两条道路的斗争和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革命，并实行农村与城市的严格分离，各行各业自成一体，全体社会成员都在国家计划的支配下从事生产活动和消费活动。特别是占我国绝大多数人口的广大农村，所实行的生产队、生产大队、人民公社建制，基本上仍是一种小生产者的共同体，其占支配地位的仍是一种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由于整个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经济发展落后，全国人民过着一种普遍贫穷化的生活。中国社会的这种封闭、落后、愚昧的状况，在10年“文化大革命”期间得到了充分的暴露，令人触目惊心。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自己的重大决策以及之后的一系列路线、方针和政策，把我们这个古老的东方文明大国推入到了一场真正的社会巨变之中。20年以来，通过从农村到城市的改革，大大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中国经济平均9%的年增长率，使中国社会实实在在地“开始了一场新的革命”。这一场新的革命，使中国社会面貌发生了多方面的重大变化。
    第一，随着原先计划经济体制的瓦解，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并开始在经济运行中起主导作用，80-90%的中国人，开始由自给自足或半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转变到面向市场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这是人类从古代文明转向现代文明的基础和重要标志。这种转变，使人们的生产活动走出狭小的天地，扩大了与社会的交往与联系，从而向着专业化、商品化、社会化迅速发展，不仅促进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且大大增强了经营者、生产者的自主自立自强意识。这种面向市场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在西方已有三四百年的历史，而中国自狩猎和采集经济转向农业手工业经济以来，经过了至少3000年，直到这时才得以第一次开始建立起来。
    第二，20年来的农村改革，特别是异军突起的乡镇工业，使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以空前的规模从土地上转移出来，从事第二、第三产业，明显地改变了农村的经济结构，并形成了一大批新兴城市。1993年，中国从业人口总量为6亿多人，乡村劳动力约为4.5亿人。大批乡镇工业的兴起，已经吸纳了1.2亿乡村劳动力，而另有约0.7亿人口流入城市，从事建筑、商贩及各类合同工作。这为广大农村从贫困走向富裕，逐步实现现代化，为工业和整个经济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新路。与此同时，我国城市数量上升加快，从1978年的193个发展到1997年的668个；城市原先单一的经济社会结构和功能也发生了质的变化，综合实力增强，真正开始成为现代文明的中心。中国人的收入有了很大的提高，1997年按当年汇率计算，全国人均GDP为720美元。中国虽然还有7000万人处于贫困线以下，但就整体而言，已不再是一个普遍贫困化的社会。
    第三，中国同世界的联系越来越密切，这种变化更是以前的任何历史时期所不能比拟的。20年来的改革开放，我国不仅扩大了与国际社会在政治领域的交往和合作，并且加速了同世界经济联系的进程。这20年中，我国城乡累计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和国外贷款、对外证券金融等形式的外资，已超过3600亿美元。1997年，实际利用外资达620亿美元。1978-1997年，我国进出口贸易总额从206亿美元增加到3251亿美元，在世界贸易中的排位从32位上升到第10位。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中国企业开始走出国门，参与世界市场的竞争。此外，不断扩大的对外科技文化合作交流，近30万的青年留学国外，大大加强了中国人同世界建立广泛而直接的联系。
    第四，中国的社会结构体制也发生了明显的转变。在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作为国家利益的代表，成为一切社会资源的全面占有者，成为社会生产、社会生活的直接组织者和领导者，各行各业的组织机构普遍按行政管理模式加以构造，分别承担由国家分派的任务。这些年来市场经济的发展，逐渐突破了中国社会的这种原有的结构体制，形成了政府、市场、社会的新结构体制。与此相适应，高度集中统一的管理模式也在被专业化、独立化的管理模式所代替，社会组织类型多样化、功能专门化的新格局正在形成之中。这一重要的转变，大大增强了中国社会的生机和活力，并且为社会的进一步发育创造了条件。
    如果说，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的马克思主义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奠定了我国社会转变的政治基础、思想基础的话，那末，20年来中国社会发生的上述变化，则集中体现了这种转变的巨大历史进步性。
    当然，我们也要清楚地看到，我国社会发生的这种根本性转变还是初步的。这一种转变的完成将是一个长期、艰难、复杂的历史过程，它的决定性成功及其巨大影响预期要到21世纪中叶。邓小平在1987年的一次谈话中指出：“现在虽然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只有到了下世纪中叶，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才能说真的搞了社会主义，才能理直气壮地说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25页。）这是对中国社会发展和社会主义前景的冷静预测。我国社会根本性转变的长期性、艰难性、复杂性，是由我国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决定的，是不以任何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这种长期性、艰难性、复杂性，不仅因为我国人口多、资源少、底子薄，更因为今天我们必须同时进行四大方面的转变：一是从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二是从原始积累时代的自由竞争时代的市场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转变；三是从已经形成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符合市场经济通则又体现社会主义原则的新经济体制转变；四是从原来闭关自守的体制向世界开放的体制转变。同时进行这四大方面的转变，实际上使我们处于一个古代、中世纪、近代、现代共生并存的环境中，它决定了我们将面临各种纵横交叉的，来自国内和国外的，来自经济生活和社会政治中的各种复杂矛盾和问题。当前，我国现实生活中出现的严重无序、失衡、失范现象，正是这种复杂社会历史条件的产物，并且在短时期里尚不可能获得根本性的解决。因此，如果从中国社会现代发展的要求来看，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的伟大转折，还仅仅是我国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的开端，这个历史进程将继续进行下去。对此我们是应该有充分思想准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