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探索中国现代化道路的过程中，我们党和政府基于不同时期社会发展的要求，先后提出、实施了不同的社会发展战略。如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界标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此前为传统发展战略实施阶段，此后为新发展战略实施阶段。这些发展战略在环境背景、指导思想、目标任务、实践效果等方面都各具特点，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误的教训，值得人们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做出认真总结。
    一
    传统发展战略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
    （一）“一化三改”的过渡战略
    新中国建立之初，新政权面临的是一个经济文化非常落后的农业大国，现代工业薄弱，只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7%（毛泽东估计为10%左右），而且发展极不平衡，仅有的一点工业基本上集中于沿海和东北的少数城市和地区。城市化水平低，城市人口约占总人口的10%，文盲超过总人口的90%，经济的市场化、社会化、工业化水平低，资本主义没有得到正常的发展，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比重太小，只占现代工业的第二位。基于这种国情，我们党起初的战略设想是用大约10-15年左右的时间，发展我国的新民主主义经济，中心任务是进行国家的工业化建设，完成我国从农业国到工业国的转变。在国家工业化实现以后，再实行私人资本主义企业国有化和农业集体化，使我国逐步地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进入到社会主义社会。
    这样一个发展战略应该说是比较稳妥、正确的，但不久就在各种复杂因素的作用下改变了，转换到过渡时期总路线战略上来。所谓过渡时期，就是指从新中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一时期，时间是15年左右，目标是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对个体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即“一化三改”。战略方针是“一化”与“三改”同时并举，以工业化为主体，以所有制改造为两翼，即“一体两翼”。但实际的重点是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变革生产关系。
    为实现这一战略，采取了下列措施：（1）优先发展重工业，相应发展轻工业和农业。（2）实行计划管理，集中国家的人财物资源，搞好基本建设。（3）实行重要农产品的统购统销，控制市场流通，孤立资本家。（4）先合作化，后机械化，加快农业合作化进度，以农业改造促进工商业改造。（5）对外“一边倒”，全面学习苏联经验。
    （二）“超英赶美”的跃进战略
    提前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之后，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但中国的生产力水平仍然很低，新制度的物质经济基础并不厚实。为了体现新制度的优越性，充实它的物质经济技术基础，改变中国“一穷二白”的面貌，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迫切需要加快经济建设步伐。从改变当时世界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的力量对比出发，为了与苏联赶超美国相对应，中国表示了15年赶超英国的决心，毛泽东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总路线的灵魂是高速度，预备用10-15年时间进行经济建设，发展生产力，为逐步地由社会主义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创造条件。赶超战略的具体设想是：在15年内在钢铁和其他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超过英国，50年左右赶上并超过美国。还规定各地区在5-7年内，其工业总产值赶上或超过农业总产值，要求全国的农业总产值增长速度由6.1%提高到16.7%，工业总产值增长速度由10%提高到33%。为此采取的措施是政治挂帅，思想动员，大搞群众运动，实行大会战，全民大炼钢铁，大办农业，大中小并举，土洋结合等。总之，来一个生产大跃进，“一天等于二十年”。
    与大跃进相并行的是公社化运动，全国普遍建立人民公社，以之作为超英赶美大跃进、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的组织形式和制度形式。公社的特点是一大二公，“大”指公社大，工农商学兵集合在一起，政社合一，既管人又管事，既管生产、生活，又管政治、军事、文化，无所不包。“公”指建立公社集体所有制，并准备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实行部分供给制，吃饭不要钱，准备向按需分配过渡；要求发扬共产主义风格，破除资产阶级法权，吃平均主义大锅饭。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都是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体现，一个表现为发展生产力急于求成，一个表现在生产关系上的急于过渡，它们共同构成了1958年建设社会主义超英赶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总路线，这是一个空想性的乌托邦战略。
    （三）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战略
    大跃进造成三年大饥荒的严重后果，被迫“后退”进行国民经济的大调整。当调整任务基本完成，国民经济恢复过来，进入相对稳定发展的时候，我们党适时提出了新的发展战略。1964年周恩来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两步设想：第一步用15年时间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实现农业机械化；第二步在20世纪末，全面实现工业、农业、国防、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中国国民经济处在世界前列，把中国建成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四个现代化，这是经过10多年的发展实践，中国政府第一次明确系统地提出的发展目标，并作为指导工作的基本纲领。1974年周恩来在四届人大会议上又重申了这一设想。1978年第五届人大一次会议再次提出，用23年时间（即从1978-2000年）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为此会议还拟定了10年规划纲要，要求粮食产量达到8000亿斤，钢产量6000万吨，农业总产值每年增长4-5%，建设10大商品粮基地，新建和续建120个大型项目。到20世纪末，我国农业主要产品的单位面积产量达到或者超过世界先进水平，工业主要产品产量要分别接近、赶上或超过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
    四个现代化战略在发展目标、战略方针上要比前两个战略趋于务实，反映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可惜受到政治运动的冲击而几上几下，基本上停留在设想阶段，没有始终一贯地加以执行。
    （四）“阶级斗争为纲”战略
    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之后，在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实行什么样的发展战略问题上，我们党内决策层是有分歧意见的。现代化战略代表了一种取向，主张以经济建设作为发展的主线，但这种取向不占主导地位。阶级斗争为纲战略则代表了相反的取向，逐渐在工作指导上占据主导地位，最终导向“文化大革命”。
    阶级斗争战略体现的是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它是毛泽东晚年思想的核心。这一战略发端于大跃进战略，在反修斗争和文化大革命初期正式形成。它的目标模式在人民公社中已有所体现，在“五·七指示”中又一次系统地表述，说明它是毛泽东执着追求、始终未放弃的中国社会远景。这是一个纯粹公有制成分，实行产品经济，分配上大体平均，限制资产阶级权利，人人灵魂高尚，没有商品交换的自我封闭的乌托邦乐园，是一个亦工亦农，亦文亦武的“共产主义大学校”。在这里，虽然产品并不丰富，社会分工非常模糊，所有制成分单一，但它平等，自足，公正，纯洁。这个境界最终要在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全面实现，但并非只能在共产主义社会才能看到，它的建设从现在就要开始，以求逐步实现。实现这一战略目标的时间需要50-100年，甚至需要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这期间充满矛盾斗争，因而建设过程就是斗争过程，“斗则进，不斗则退，不斗则垮，不斗则修”。达到这一目标的基本途径是阶级斗争，即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开展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性阶级斗争，实行造反有理，扫除一切牛鬼蛇神，改造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派手中夺权，纯洁无产阶级队伍。阶级斗争的另一表现是“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警惕修正主义分子，防止党和国家改变颜色，避免卫星上天红旗落地。阶级斗争战略渗透在各条战线，但主要是在政治思想上层建筑领域，强调突出政治，搞个人崇拜、造神运动，斗私批修，灵魂深处爆发革命，期望通过“抓革命，促生产”，用阶级斗争带动其他工作，所谓“阶级斗争，一抓就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