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美国著名的作家和评论家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1933-2004)在所著《作为隐喻的疾病》(Illness as Metaphor)一文中曾精辟指出，围绕癌症等特定恶疾所滋生的一系列社会想像不仅为患者增添了巨大的痛苦，同时也是阻止患者选择正确疗法的一个主因①。确实，在相当长时期内，这些附加于疾病的隐喻影响着人们从病理角度正确看待疾病的产生。在人们看来，患病常隐含着鬼怪作祟及天谴等神秘化情由，由此也为宗教力量的介入提供了宽阔的空间。在中国历史上，佛教、道教及民间信仰都曾经活跃于民众的医疗活动中。而值得注意的是，伴随着清代前期天主教逐渐深入民间传播，其在民间医事中所扮演的角色也愈加重要。本文择取康熙年间发生在江西抚州天主教传教区的一个故事为切入点，探讨清代前期天主教的医疗传教活动，尤其注重考察传教士是如何充分利用疾病的隐喻，在民间社会中与佛教、道教及民间信仰展开激烈竞争，从而达到拓展天主教传播空间的目的。
    一、抚州女子的故事
    康熙四十一年(1702)夏，就在法国耶稣会士进入江西抚州开辟传教区不久，抚州附近的一个村子突然发生了一件令当地人惊奇不已的事情。村里一位年约十七八岁的青年女子突然患上了一种无人能晓的怪病。这位原本身体健壮、举止正常的女子，有时会变得极度疯狂，说出一些不着边际的事情，仿佛亲历者一样。在一次病情发作时，此女说一个在乡下的人就要来了，他向她说起天主教的事情。另一次她说有两位布道者在她指定的某一天会到来，用一种她说不清的水洒在她的身上及整个屋子。同时，她还手画十字，开始模仿将圣水洒向人群的动作。有一位曾经救治过她的人问她，为什么对这种水和十字架如此不安，她回答说：“这是因为我害怕它们就像害怕死亡一样。”更加不可思议的是，几个月后，这种怪病转移到这位女子的家庭成员中，几位家人都有了相同的症状②。
    为了治疗这种怪病，女子的家人到处寻医访药。适逢龙虎山天师府张天师莅临抚州，该城的道士倍感荣光，就向全城公告天师来临的消息，抚州地方“所有病人和所有遭遇不幸事故的人都来看天师，以减轻他们的痛苦”。其中也包括那位抚州女子及其患病的家庭成员，他们希望能从张天师处获得“治疗折磨他们的疯病的良药”③。交了一些钱后，他们得到了一根像手臂一般长短、上面写着密密麻麻咒语的棍子。并被告知当疾病发作时，就要设坛迎神，用这根棍子来驱赶病魔，达到治病的目的。但是，实践证明这种驱魔术并无效果。这位抚州女子及其亲属曾经3次邀请道士们到家中来做道场，驱除病魔，但丝毫未能减轻她的病痛。其母不忍心看到女儿受病患折磨，就把她接回娘家，希望换个地方，也许可恶的疾病就会离她而去。但是，抚州女子刚回到母亲家，就将病传染给了家中的另外4位青年男子④。
    一位名叫邓若翰的天主教徒朋友前来探视病情。他指出这种病显然是魔鬼在作怪，要摆脱怪病的纠缠，惟一的办法是皈依天主教，求助天主。听到这番话后，病家就派人去请在当地传教的法国耶稣会士沙守信(Emeric Langlois de Chavagnac)前来为他们解除病痛。沙守信提出一个前提条件，他们必须放弃原来信奉的“邪教”以及其他“迷信”行为，否则他不会答应其请求。这个患病家庭同意了，为了表示诚意，他们还将天师所给的那根写满咒语的棍子、经书以及家里所有的神像都带到沙守信那里，恳求这位法国神父不要置他们的痛苦于不顾，抛弃这个可怜的家庭。在此情况下，沙守信就派遣了几位天主教徒，带着十字架、耶稣像、念珠和圣水到女子家中，很快全家就安静下来，疯病消失了⑤。由于一位当地的僧人在目睹了这个神奇现象后，断言天主教能治愈疾病纯属偶然。为了反驳他，也为了验证这个奇迹，天主教徒们离开了，随之上述家庭成员的疯病再次发作，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只好请求天主教徒们再次返回，教徒们或把念珠挂在一些人的脖子上，或将圣水洒到另一些人身上，于是，疯病再次被压服下去。最后，天主教徒们把带有耶稣受难像的十字架放在屋中最显眼的地方，在两边放上圣水缸和圣枝，如此一来，病魔就完全被驱除了。女子一家终于恢复了健康。看到天主教如此神奇地解除了他们的病痛，该女子的家庭成员纷纷请求接受洗礼。沙守信要求他们先学习天主教义和基本的祷词，然后才可接受洗礼。于是，他们以饱满的热情学习天主教要理及礼仪，最终在当年七月间，几乎整个家庭的三十多位成员都接受了洗礼，皈依了天主教⑥。该家庭还专门为此在家中树碑铭文，以纪念此次本家庭因为皈依天主教而战胜病魔、神奇得救的事迹⑦。
    上文中提到的这个故事，虽然从形式上看仅是清前期流传于中国传教会内部众多灵异故事中普普通通的一段插曲，但对于此时期在华法国耶稣会士来说却具有特别的意义。1687年，在一心想要扩大法国在远东影响的国王路易十四的派遣下，洪若翰(Jean de Fontaney)、白晋(Joachim Bouvet)、张诚(Jean-Franois Gerbillon)等5位法国耶稣会士来华，揭开了法国耶稣会士入华传教的序幕。此后，1698年、1701年法国又相继派遣了两批本国耶稣会士抵华传教⑧。这些法国耶稣会士来华打破了此前耶稣会葡萄牙利益集团一手独控中国传教区的局面。为了与葡系耶稣会士相抗衡，法国耶稣会士积极在华开辟传教区。此前天主教活动较为薄弱的江西地区即是他们选中的一处传教地点。利圣学(Jean Charles de Broissia)、傅圣泽(Jean-Franois Foucquet)、沙守信等人都被派往该省，先后在抚州、饶州、九江买屋建堂，拓展教务⑨。由于正处传教会开拓初期，艰难倍显，“在中国要在没有一点基础的地方播下信仰的种子决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因为没有人愿意成为信教的第一人”⑩。在筚路蓝缕辛勤开教之时，像前述抚州女子这类奇异事迹，在见证信仰，激励教士和教会，促进民众皈依方面无疑有着突出的功效。因此，对于这样的灵异故事，法国耶稣会士们自然十分重视。沙守信很快就将这个故事报告给了法国传教团负责人傅圣泽。尽管傅圣泽本人在灵迹问题上一直保持着谨慎的态度，但他还是如实记录了沙守信讲述的抚州女子故事，并转述在他1702年11月26日致本国贵族院议员de la Force公爵的信中(11)。此后，沙守信又将这个故事作为重要信仰见证，写入他1703年2月10日从抚州发给担任本会驻巴黎司库郭弼恩(Charles Le Gobien)的信内(12)。如此一来，抚州女子的故事也得以流传到18世纪的欧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