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正是通过傅圣泽和沙守信的记述，我们今天还能知晓这个发生在3个世纪前的故事。透过故事中蕴含的丰富信息，我们不仅了解到清代前期天主教在江西地区民间社会传播的一些状况，而更重要的是，促使我们去探索清代前期天主教的医疗传教活动以及围绕疾病产生的社会想像与清代前期民众皈依天主教信仰之间的复杂关系等一系列问题。众所周知，以往学术界一般认为教会的医疗传教活动在晚清时期最为突出(13)，而对于明末清前期天主教医疗传教问题尚没有给予充分的重视。现有相关研究主要注重考察中西学视野下传教士与中西医知识的传播，而少见探讨医疗活动在具体传教过程中的作用及其所引发的社会反响(14)。上引抚州女子故事，无疑为我们打开了一个深入考察清代前期天主教传播中的医疗文化的另类视角。
    二、医疗传教
    由抚州女子故事可知，医疗活动已经成为清前期天主教会一种有效的传教手段。而这实际上是西欧天主教医疗传教传统在东方的延续。早在中世纪时期，天主教会已经是掌握欧洲社会医疗资源的一支主要力量。天主教会把医学视为宗教慈善事业的一个不可或缺部分，十分重视通过开设医院及其他救治机构等方式以服务社会并传播信仰，由此形成了医疗传教的传统(15)。16世纪以降，随着西欧殖民国家海外扩张而渐趋东来的天主教各修会，在进入亚洲传教过程中也沿袭了这种做法。如耶稣会、方济各会、多明我会在东南亚地区活动时，就开办了不少医院，在当地土著和侨居华人中行医传教(16)。在进入中国内地后，当时传教士也注意到医疗在向中国人传教中可以起到的重要作用。例如，一位方济各会士曾经指出，扮演内外科医生是传教士得以接近中国人的最好办法，因为这一类人常常出入文武官员家室。为此方济各会士利安当(Antonio Caballero de Santa María)还多次呼吁本会派遣一位医疗传教士入华(17)。尽管医疗传教一度是入华天主教各修会秉持的一项策略，但从现有史料看，在早期阶段，各修会之间在具体的做法上可能有所区别。或许是认识到医者身份尴尬，在一段时间里，利玛窦等早期入华耶稣会士似乎更倾向于以西儒身份著文刊书介绍西洋医学，而少有直接行医(18)。耶稣会通过传播医学知识，引起一部分儒学士人的兴趣，进而使一些儒生皈依了天主教，但这种影响却只局限在少数知识界层面(19)。明末清初采用医疗手段向民间传教，表现突出的是注重直接向下层社会人群传教的方济各会与多明我会。早在1633年，多明我会士黎玉范(Juan Bautista de Morales)在闽东福安县就试图通过救治当地麻风病人而宣教(20)。此后多明我会在闽东传教区相继建有数个麻风病院，收容当地麻风病患者，在医治其病症的同时也为他们施洗。同样，1637年方济各会士马若翰(Juan de San Marcos)等人也在福建一边救治病人，一边传教。到了1678年，方济各会更在广州城外杨仁里地方专门设立了药房，该会传教士艾脑爵(Blasius García)还通过为粤省官员看病而扩大影响(21)。
    由于行医可以最大范围地接近各种阶层的人群，从而极大地拓展传教面，清初耶稣会也逐渐改变了明末利玛窦时期重译述轻实践的做法。特别是随着康熙年间法国耶稣会士来华，医疗活动在耶稣会传教过程中扮演的角色愈来愈受到重视。从1669年起，康熙对包括西洋医药在内的各科西学知识日感兴趣。在此情况下，1678年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写信给欧洲耶稣会，希望能够增派熟练掌握包括医学等各科知识的本会会士来华充实传教力量。其时正值法王路易十四试图扩大在远东的影响，得知此事后，他立即决定派遣一队法国耶稣会士入华。1688年2月，洪若翰等5位法国耶稣会士由欧洲抵京，受到康熙皇帝的接见(22)。此后，相继有数批法国耶稣会士入华。在这些来华法国耶稣会士中，许多人都具备一定的医学知识，像罗德先(Bernard Rhodes)本身就是医生(23)。他们充分利用康熙对西方医学的兴趣，以各种方式在京廷内外进行医学传教活动。如1693年，康熙突患发烧病危，就在御医束手之际，张诚和白晋适时配置药粉使他脱险，洪若翰、刘应(Claude de Visdelou)随后献上金鸡纳霜，使康熙退烧，彻底恢复了健康(24)。慷熙晚年数次患病，罗德先等法国耶稣会传教士也及时献药医治康熙的疾病(25)。传教士多次医治康熙的疾病，获得康熙帝的赞誉及赏识，甚至赐地建堂(26)。除罗德先外，康熙年间活跃于宫中的法国传教士医生还有樊继训(Pierre Frapperie)、安泰(Etienne Rousset)、罗怀忠(Jean-Joseph da Costa)等人。此外，意大利籍的鲍仲义(Joseph Baudino)、何多敏(Jean D.Paramino)也是当时比较知名的耶稣会士医生。这些传教士医生经常为皇亲大臣提供各种医疗服务，并担任康熙出巡时的随行医生(27)。除了为皇室治病外，这些传教士医生也为民间提供医疗服务。如耶稣会士安泰在充任宫廷医师时，曾多次以医术救治北京城的病人，“被治者病辍愈，受其惠者咸称之为慈善大夫。教内外人皆重其医术，每日午前午后求治者盈门。泰一一为之裹疡施药”(28)。耶稣会士罗怀忠曾在京城中开办诊所，医治穷人：“日日对来诊者赠药裹疡。常被延至王公贵人邸治疾，然彼尤愿为寒苦人治疾。贫病之人来就诊者，则赠以善言、财物、药剂；不能来诊者则自赴病者家，有时为之诊治终日”(29)。“肄习执行外科医术”的耶稣会士马德昭(Antoine Gomes)也曾“在京以其术救济贫苦无告之人”(30)。
    很显然，耶稣会士们热衷于为清廷提供医疗服务，其目的就是希望能从宫廷中打开宗教突破口，从而推动天主教在中国社会的广泛传播。传教士在宫廷中的医疗活动，虽然没有达到使康熙皇帝皈依这个长远目的，但作用也不可低估。康熙帝饮用了罗德先进献的葡萄酒后，恢复了健康，颁诏表扬了西洋传教士的功劳。这不仅点燃了天主教会皈依清帝的信心，而且也收到了客观的传教效果：“这位君主所说的应当相信和信赖我们的话已经促使他多名臣子皈依了基督教。”(31)正如进入钦天监服务一样，耶稣会士也试图通过在宫廷中行医从而间接地为传教士在各地传教创造有利的条件。曾担任法国耶稣会传教区负责人的殷弘绪(Franois-Xavier d'Entrecolles)在致本会印度与中国传教区巡阅使的报告中，谈到罗德先的医疗活动对于传教工作的重要性时就深刻地点明这一点：“我顺便想告诉您，鉴于他已上了年纪，我们极盼从欧洲给我们派一个人来，以便当我们有朝一日失去他时可予以替代。他的服务定能极大推动宗教进展。”(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