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疾病与社会想像
    仔细阅读抚州女子故事，还可以促使我们进一步去探索前述清代前期天主教医疗传教活动的复杂性，尤其是天主教与疾病的社会想像建构之间的关系问题。从故事内容可知，折磨女子一家的是一种极具传染性的令人恐惧的“疯病”。在民众看来，这些无法从正常病理上解释的恶疾，其根源往往是邪魔缠身，由此围绕着疾病滋生了形形色色的社会想像。可以说，在清前期天主教医疗故事中，随处可见这些附加在疾病上的种种认知观念。在翻阅了1700-1782年在华法国耶稣会士所写书信以及清前期官府禁教档案后，我们收集到19起反映清代前期民众因病入教的案例。
    我们可以归纳出清前期天主教医疗故事所体现出来的一些特点。其一，病者身份主要集中在妇女、儿童等社会上的弱势人群。这反映了在医疗卫生不发达的当时社会，妇女、儿童是最容易染上疾病的群体。这些人也是因病入教的主体。其二，案例中提到确切病因的并不多见。在19起例子中，只有4起列出较明确的病因，包括便血、急性大出血、肺痨、天花。而其他15起主要是起因不明的疾病。值得注意的是，天主教医疗故事在描绘这些疑难杂症时，往往要将其与鬼怪联系起来，认为鬼祟是致病的缘由。如前述抚州女子故事中就明确指明是鬼怪纠缠女子一家，该女子对于十字架和圣水的过分惊恐显然表示她正处于魔鬼附身的状态。在华法国耶稣会士书简集中不时可见的魔鬼扰人故事也可以视为这方面的例子，如1703年耶稣会士卫方济(Franois Nol)在致耶稣会总会长的一份关于中国传教会现状的报告中写道：
    有位青年女子，她是家中唯一不信基督教的人，去看望她的亲戚时突然得了重病。惊慌失措的家人就叫人去找一位名叫‘保罗’的传教员，这位传教员生活朴素，非常热心于拯救灵魂和皈依非基督教徒。一听到‘保罗’的名字，这位神志不清的病人就喊道：“你们要赶快去找保罗，但你们放心他不会急着来的，要过很长时间他才会来。”事实上，这位传教士十分繁忙，很难随叫随到。人们说不准他哪一天什么时辰到，当人们毫不在意的时候，病人突然显得烦躁不安，用尽力气连叫了两遍：“你们快去，你们快去，他来了。”人们走出屋子，跑向传教员要经过的那条河，惊奇地发现他果然到了。更令人颔首称奇的是，当这位传教员进入屋子以后，患病的女子就完全康复了。保罗问她对这样迅速而神奇的康复有什么感觉时，她回答道，开始觉得有些目光凶悍恐怖的人抓住了她，将她用铁链紧紧地绑起来，使她动弹不得，但当保罗出现时，这些人就逃之夭夭，于是她获得了自由。她接着说，她希望成为基督教徒，她一再恳求人们最好马上给她施洗。传教员对她进行了教育，和她丈夫一起为她施行了洗礼。(56)
    此外，一部分清前期天主教民间文献中也常包含这方面的描述，下引故事即出自康熙年间天主教文人所撰《湖广圣迹》一稿：
    （湖北安陆县）菜基铺村有一教中圣名玛窦，其子圣名斐理伯，媳妇圣名玛利亚，阖家忽然俱有发热之病。其媳病重，一日失神如死。其夫斐理伯见妻忽死，心中惊骇，恐获罪未解，时虽病在榻，多行苦功，念经代祈天主赦免其妻之罪，救其灵魂也。后约半个时候，玛利亚蒙主赐其复苏，即时无恙，但见其夫大声发叹。其夫与教友便问其故，玛利亚答曰：我死后，我之神魂被两恶魔以链锁我，拖到一所深坑之边。闻圣母背后喝曰，恶魔，你辈拖此妇何去？此妇我人。恶魔闻之，惊畏抛我下坑。圣母躬亲援我起来，命我回家。而玛利亚果蒙圣母洪恩如此。(57)
    从以上案例可以看出，清前期在华天主教传教区内部围绕着疾病的发生形成了一系列社会想像，其突出主题是鬼怪祟病，这可以看作是清前期天主教医疗故事的又一个特点。由此引出一个饶有兴趣的问题，清前期天主教医疗故事中所呈现的这些社会想像是如何建构出来的？
    我们知道，将疾病与鬼怪作祟联系在一起，并不是天主教医疗故事独有的现象，相反，这种观念早已有之。在传统中国社会里，对于一些难以发现病因的疾病，在“鬼怪致病论”(58)观念影响下，民众往往很容易将其归因于邪魔作祟，由此滋生出许多在今人看来十分荒诞的说法。在明清时期林林总总的笔记小说中，就有许多描写鬼祟疾病的故事。像清代吴兴人陆长春所撰《香饮楼宾谈》中记载的顾氏子为鬼所凭病狂就是典型的案例(59)。毫无疑问，无论是天主教徒群体还是非天主教徒群体中，鬼怪祟病都曾经是一个流行的主题。比较二者内容，我们发现其中颇有相似之处。天堂、地狱、病危、妖魔鬼怪、起死回生等，都显著存在于天主教医疗故事与明清笔记小说所描绘的世俗民间社会中。二者之间应当存在某种联系。然而，由于缺乏直接证据，我们却不能遽然断定天主教医疗故事中的上述社会想像的形成就是直接受到了明清时期流行的鬼怪致病故事的影响，尤其是当我们考虑到天主教自中世纪以来已经有丰富的驱魔救赎文化这一事实时，对如何看待清前期天主教医疗故事中的社会想像建构问题，更应当保持谨慎的态度。但有一点应当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清前期天主教医疗故事中的上述鬼怪祟病社会想像，是传教士、地方文化与地方社会多方互动的一个结果。一方面，尽管天主教会重视医疗在接近中国民众中的作用，但在近代西方医学取得飞跃性进步之前，其时懂医术的传教士在治疗疾病上与中医相比并没有很大的胜算(60)。当他们对病人病情作出错误判断时，也会遭遇危险，特别是有权势的患者家庭常常施以报复性的惩罚，乃至引发反教行动。康熙末年传教士马国贤(Matteo Ripa)在华传教时，就记录了这方面的例子(61)。在此背景下，对于一些无法摸清确切病因的疾病，传教士与教徒渲染其为鬼怪作祟，既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掩盖医术的缺陷，同时更重要的是为传播宗教铺垫道路。传教士希望扮演的并不仅是能医治身体疾病的医生，而是可以引领民众认识、皈依天主教的传道者。而通过建构鬼怪祟病这类社会想像，传教士就可以把原本属于治病救人的医疗活动成功地转化为宗教宣传活动，突出信教能够驱逐病魔，使患者得救的宗教性主题，为宗教介入医疗活动创造了必要的空间。可以说，鬼怪祟病这种社会想像无疑可以帮助传教士比较有效地劝导民众皈依，并在困境中起到警示教徒坚定信仰的作用。前引湖北安陆县菜基铺村女子玛利亚故事，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例子。她原本是个信仰冷淡的教徒，“平日事主懈怠”，患病间“蒙圣母恩佑，得脱魔网”后，“定志改迁，去其冷淡，加以热心，勤事上主，与旧日大相悬绝矣”(62)。另一方面，各地原本普遍存在的“鬼怪致病”传统观念，也为这类社会想像在民间的衍化、流传准备了基础。病由魔生，天主教圣事可驱魔治病，这类说教对于基层民众来说并不唐突，他们早就从佛教、道教亦或民间信仰团体的劝善书看到类似的说法，只不过内中扮演救赎角色的宗教不同而已。而清前期天主教在民间社会传播时所面临着的与佛教、道教及民间信仰的激烈竞争，也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天主教会关于鬼怪祟病社会想像的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