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宫廷之外，医治疾病更是成为直接皈依信仰的一个重要渠道与手段。正如耶稣会士张诚所说：“人们从欧洲寄来的药品，我们用来为这些可怜的偶像崇拜者缓解病痛，但它们对医治其灵魂所起的作用更大。我们每天都感到上帝在为我们的治疗工作降福，尤其在北京，这里成群结队的人向我们讨药。”(33)前述服务宫廷中的法国传教士医生安泰、罗怀忠等在北京城为各个阶层的人治病时，就借此吸引人们入教(34)。至于其他省份，一些传教士也注意利用医疗作为传播天主教的手段。例如，康熙年间法国耶稣会士殷弘绪在江西景德镇传教时，就以施药给患者的方式来吸引民众入教，以致他为自己在来华前没有学习更多医学知识而后悔(35)。由于有医生职业为掩护，殷弘绪还能以探视病人、分发药物的名义接近女性教徒，为她们办理各项圣事(36)。传教士提供医疗服务的人群范围相当广泛，即使是染上麻风病等恶疾而被社会抛弃的贫苦病人也是他们希望加以感化的对象，一些传教士还因此付出生命。典型的例子如康熙末年耶稣会士储斐理(Philippe Cazier)在广州地方传教时，曾冒险进入当地麻风病院，抚慰病者，不幸受感染而死(37)。
    除了要求欧洲母会派遣懂医术的传教士入华外，值得一提的是，清代前期天主教会还注意吸收中国医生受洗入教，或是鼓励教友从事医生职业。早在康熙初年广州会议期间，在华传教士就已提出要重视中国医生的作用(38)。应该说这是很明智的举措。我们知道，懂医术的西方传教士人数毕竟有限，在禁教时期，他们又很容易引人注目，从而成为各地官府拘捕、驱逐的对象。相比之下，中国医生教徒则可以穿街走巷，深入到基层民众中间，为深受疾病困扰的患者施医赠药。患者通常感激他们的照顾，很容易听信他们的劝告而入教。在传教士看来，懂些医术的教徒，还可以在为那些病危的儿童受洗上发挥独到的作用(39)。尤其是当时中国行医并没有严格的限制，任何男子，“只要愿意，无论医学知识多寡，都可行医”(40)，医生职业的这种自由化也为教徒行医提供了便利的条件。从留存下来的中西文献史料可见，在清代前期存在一个非常活跃的以行医为职业的天主教徒群体。例如，在清前期江南地区，除了有王宏翰、徐启元(41)这样的名医教徒外，还有不少名不见经传的奉教医生。如当耶稣会士柏应理(Philippe Couplet)1659年在江南传教时，曾经染上疾病，好在经过两位当地奉教医生医治，得以恢复健康(42)。1741年死于北京的刘保禄也是一位基督徒医生，他“利用了职业中积累的声望，完成了大批归化”(43)。嘉庆年间宗室果简郡王永瑹媵妾爱玉传习天主教案件中，牵扯出的一位关键人物童贞女郭氏，也是一位“女医”，她充分利用行医为职业，进出官宦人家，“传习西洋教”(44)。一些华籍传教士也以行医为掩护，开展传教。如乾隆年间医生顾士效，“自祖父俱学习天主教”，他在“乾隆三十年间往澳门卖药，与佛兰西国人罗满往来认识，罗满因其虔心奉教，能将经文向他人讲解，令同教人称该犯为神甫。……三十六年罗满转回西洋，该犯因无人给银，即从澳门回至广利墟开张药铺生理”(45)。乾隆年间在江西地区传教的华籍耶稣会士陈多禄也是一名在京行医多年的医生，他在北京受洗入教并进入当地修道院学习。从澳门晋铎后，他被委派到江西地区传教：“始终保留着医生资格，并借助它进入那些并不认识他的人当中，因为若无这一医生的身份，这些人就不会让他进入他们家中。而这一身份则给了他一个机会，使他能在医治这些人身体的同时，也能为他们灵魂的健康效劳。”(46)乾嘉年间活跃在四川一带的华籍传教士朱荣也是“行医度日”(47)。
    天主教会在民间开展医疗传教取得一定效果。从中西文献中可见清代前期民间社会因为疾病而皈依天主教的情况较为普遍，以1700-1781年在华耶稣会士所写的书信为例，经过初步整理，我们发现内中至少记载了十余起因病入教的案例。典型者如1705年张诚在一封书信中提到的一对婆媳因患病而皈依天主教的例子。这两位妇女长期被急性大出血、肺结核等险疾所折磨，因为相信皈依天主教可以治病，双双都受洗入教(48)。无独有偶，在清代官府禁教时被抓获的天主教徒的供单中，普遍记录有教徒所供出的信教原因。在整理这些中文供单内容时，我们也发现了一些病者因病入教的例子。典型者如山西潞城县天主教徒鹿葛斯默（即鹿登山），“伊于乾隆四十七年四月内因妻姚氏患病不愈，适有西洋人安多呢潜赴潞城县，伊即请令医痊，遂入其教，供像念经，行善求福”(49)。江西金溪县民姜祖信也是“因毋亲患病，求神问卜。有贵溪县人纪焕章说天主教最是灵应，能保佑病人。小的就听信奉教持斋”(50)江西南昌县人马士俊“向在赣州帮粮船为舵工。乾隆三十一年七月内船至山东地方，马士俊患病，适有搭船之陕西娄姓习天主教教名保禄，将马士俊之病治痊，劝令习教，念经消灾却病，马士俊即拜娄保禄为师，给与经一帙，像一纸，遂取教名西满”(51)。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较大规模传染病的爆发，往往成为引发清代前期一些地区民众集体皈依天主教的原因。1707年，江西景德镇爆发了一场瘟疫，当地教会积极参与救治工作，不少人因而受洗入教(52)。1838年，陕西长安县塘坊村瘟疫流行。村民王添荣“因家中老幼患病，忆及当年所诵天主教经能消灾却病，遂于旧帐簿内寻出经本，做就十字木架一个，令王浩早晚随同礼拜念经吃斋，其家瘟疫即愈。唐政等各家闻知，先后寻向王添荣求其传授，冀免瘟疫。王添荣即照经本语句，口授与唐政等念熟，未给十字木架。唐政等各自在家茹素诵经，望空礼拜”(53)。
    由上可见，医疗活动在推动天主教传播方面获得积极效果。天主教传教士不仅通过在上层社会中行医赢得清统治者的好感，为天主教在华活动创造有利外部环境，而且在民间也通过医疗活动扩大了信仰传播网络，成为促使民众皈依天主教的一条重要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