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歇家”① 参与赋役领域的文献记载，虽然非常之多，但基本上是零星分散于各个案例之中，故史学者甚少注意到它，至今国内仍无任何专文或论著有关这方面的论述。② 但如果把案例中记载的“歇家”史料串起来综合分析，就会发现自15世纪中后期开始，在仓场炽热的揽纳风气中和赋役货币化的社会环境之下，“歇家”利用其住宿、运输、仓储、经纪、贸易等各种功能，③ 逐渐成为纳户与仓库之间的中转站，利用这个中转站，“歇家”在为纳户提供住宿、晒凉、运输、籴买等各种服务的同时，他们还与仓官仓役、势要人等互相勾结包揽了纳户赋役上纳，成为在仓场支配纳户行为的核心力量，明政府为了利用和控制这股力量，大规模把“歇家”编为仓役，结果仓内仓外尽是“歇家”，形成了“盘踞仓场型歇家”群体。清初针对仓役“歇家”把持仓场的情形，采取了革除仓役“歇家”之名和分化“歇家”职能的措施，在这场变革中，“歇家”之名逐渐销声匿迹了。与此同时，自明代中叶赋役大部货币化后，粮棉输纳介入了市场中间环节，致使产品征调与赋役在空间上被隔离。这种隔离使原来以土地和丁口为佥派标准的不熟悉市场运作的粮长和里甲赋役征收体制难以适应，最终导致了该体制的解体和崩溃。“歇家”便利用其市场运作能力和司法功能以及与政府密切的关系，开始大规模揽纳赋役，逐步成为赋役征收的主力之一，这种情况在内地一直延续到清代，这也是明及清初赋役变革中最为鲜明的特色。“歇家”参与赋役征收的具体形式非常复杂，举其要者，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通过取得里甲、粮长之职而获得包揽赋役之权，其具体形式主要有“包充”、“包当”、“买充”里甲、粮长，可称为“粮里型歇家”。二是通过“包”与“保”的形式参与赋役征收，这种“歇家”以“务主歇家”和“衙门型歇家”为主体，所谓“务主歇家”就是通过包揽乡鄙之民诸事而承揽他们赋役上纳之“歇家”，所谓“衙门型歇家”就是依靠衙门官吏包揽数里甚至垄断整个州县赋役征收之“歇家”，这两种“歇家”史多称为“保歇”，可通称为“保歇型歇家”。由于“歇家”参与州县粮里的赋役征收方式极其复杂，加上各种参与方式往往又集为一体，很难把它们彻底完全区分，尤其是“粮里型歇家”与“衙门型歇家”互相包含情况非常多。但为了叙述其不同的形成和成长历程，对其不同形成的方式有所认识，还是分而述之，更为科学和明了。
    一 “盘踞仓场型歇家”形成的原因及其方式
    明代中叶以后，各纳户赴仓交纳钱粮及棉绢等物的时候，基本上都要通过中间人转交，这种仓场揽纳风气是由明代的各仓官仓役、内府官员、衙门胥吏及势要之家枉法贪婪，与商人互相勾结所推动的。如成化年间，“锦衣奸人依凭权势，郡县赋至，辄诱解人代纳，号揽头，解人多破产。”④ 成化时期，郑纪言：“袢袄毎件布花染造价银六钱，今各县造成袢袄解到南京，毎件包与揽头进纳用银八钱，共计该银一两四钱矣，他如罗缎铜锡朱漆弓丝茶蜡之类，又可类推。如蒙行令各府州县，将京师所有上年一向赍价来买者，俱依常年纳过价值，解银赴部交收买送内库交纳，如此每年所省计不下数十万两，所谓宽一分则民受一分之惠，民富而国不至于独贫。”⑤ 到弘治时，“太原、平阳等诸郡县辇金来输纳者，道雁门辄为豪家所要，谓之‘包纳’，来者不复预事，惟俟期取文书。”⑥ 当时刑部条上革弊弥灾事宜四条，其中第一条言：“京城势家或揽纳逼债，或侵夺强买……令锦衣卫执送职司重治”；第三条言：“奸民包纳钱粮，勒取财物，各仓内外管事及势要之人交通，受纳事发，止坐揽头。”⑦ 孙毅庵亦奏称：“近来(弘治年间)内府各监局、各库并各处仓场及各门管事内官、内使人等，好生不畏法度，凡遇收放钱粮，多方勒指，巧取财物，又纵容下人通同作弊，非止一端，解纳人等使费浩繁，负累揭借，倾家荡产，经年累月不得完纳，冤苦无伸。”⑧ 致使“往年京师仓库钱粮易于上纳，迩年使用之钱过于上纳之数，若至丝绵花绒阔布大绢一切物料交纳尤难，非经揽头小民不敢上纳。”⑨ 更有甚者，因使费过高，竟致纳户弃绢而逃，经年累岁不敢上纳。⑩ 这种揽纳风气不仅表现在钱粮布绢方面，其它物料上纳亦如是。如成化年间，“直隶苏州等府买办年例器皿供应项下……四川布政司折纳岁办皮张项下……多是差人赍价前来南京收买，却被揽头光棍诓骗花费，或被解人铺行通同侵分，中间情弊多端，难以枚举。”(11) 甚至“如民船带砖纳钞，兼遇水枯守闸，又为运军凌逼，及抵扬州等处，则揽头包揽，巧肆刻削，是以留滞日久，困于借贷，俱请严禁。”(12) 结果明代有些地方出现了“仓前仓后尽是积年揽头”(13) 的情形。
    在上述仓场炽热的揽纳风气中，加上正统以后财政市场化的社会环境之下，“歇家”利用其“住宿”服务和商贸等各种功能而盘踞仓场，并与各仓官仓役、势要人等互相勾结，控制粮市，盘剥纳户，成为仓场揽纳的主力。如明弘治年间，右都御史周瑄奏称：“南京无籍军民人等，称为跟子名色迎接纳粮人等，跟送歇家哄诱银两，买嘱官攒人等通同作弊。犯该满贯徒罪以上，就于仓场前枷号三个月，满日照包揽坑陷纳户事例，发边远充军。”(14) 但因当时纳户交纳赋税必投“歇家”，且非此不可，为了保证“歇家”与纳户的和气相处，以便赋税顺利上纳，倪岳针对周等指控作了以下辩护和建议，他说：“各司府州县纳户初到南京，不能熟知道路，未免寻人指引，别无官房住歇，未免寻讨歇家，此人情所不能无者。查得见行事例，揽纳之人坑陷纳户、打扰仓场、虚出通关者，止问充军，不曾枷号。今跟子歇家，止是晒晾、驰载、籴买等项，多取工钱。价直(值)比之揽纳作弊轻重不同，即枷号三月，又发遣充军，法令似乎过中(重)，以致近年纳户往往仓前露卧，人家不容安歇，一入歇家辄哄吓，受害多当，近该法司问拟，又皆拘执前例，或连引情轻人犯俱枷号充军，远近称冤，有伤和气。合无今后南京法司，如遇跟子歇家，有犯指称官吏名色，诓骗财物满贯与坑陷纳户限外不完及通同官攒虚出通关者，俱照原拟事例问罪充军免其枷号，若止因晒晾、驰载、籴买等项，多取工钱，价值财物满贯者枷号一个月，与不满贯者，俱依律问罪，照以常例发落，如此则刑法平而和气应矣。”(15) 从倪岳的辩护和建议中可看出，他要求政府对“歇家”奸弊(从周瑄、倪岳等话语中，“歇家”显然从事了诓骗财物、坑陷纳户、虚出通关等勾当)从轻惩处，这种要求源于“歇家”垄断了纳户诸多服务，诸如住宿、晒晾、运输、籴买等项，这些服务对于远道而来的纳户来说都是缺一不可的。就晒晾而言，因明政府对于米麦上纳要求干圆洁净，一个“干”字就迫使纳户上纳前往往必经“晒晾”，否则无法上纳，据明张萱《西院闻见录》卷37《漕运前》载：“查得京通二仓收受旧例，漕五千石以上，晒二天扬一天，五千石以下晒二天即与扬收。”《明实录》也记载了明代收粮时有报晒、报收、粘阉等步骤。(16) 可见明代税粮收仓必经“晒晾”。而“籴买”对于因“折色”所需或道路遥远而不得不带银到仓场购买粮米(物)的纳户尤为不可避免。对此，嘉靖初年，俞谏在其《议处本折仓粮以苏负累事》已有所谈及。该奏文谈到临清、广积、德州3仓，因“小麦折米”，故承担该3仓赋税征收的大户“每石连正耗、席草、脚价共征银八钱……趁米贱之时，赴临清及附近去处，仍买本色上纳。”这说明因“折色”所需，该区域的赋税上纳要经过3个过程，即征银、买米、上纳。由于税粮的数额巨大，作为“大户”很难完成其市场运作，故“大户”常常把征来的银两交于垄断粮市的“揽头”，写立合同，代为买粮完纳。在此过程中，“歇家”是不可绕开的环节，该奏文称：“经临清、广积二仓行带管，临清兵备副使钱宏各吊监兑主事文卷、歇家保状合同，廒经底薄查对，原解的数分别先已纳过者，就将出给截数仓钞比对廒经明白。仍欠若干，系大户名下侵欺者，照依原收官价，系揽头名下骗费者，照依原写揽价，各尽其家产。”(17) 这说明当时临清、广积2仓之赋税要查对，需要“监兑主事文卷”、“歇家保状合同”和“仓库底薄”相互核查，可见在当时该3仓的税粮上纳必通过“歇家”。这种情形还发生在河南地区，这在万历时期的张维新《改折漕粮疏略》一文中有较详细的阐述，该文谈到明时河南省的开封、河南、归德3府及汝州，规定在卫河旁的小滩镇交纳漕粮25万石。每岁差司官一员驻小滩监兑。由于这三府一州距小滩，“远则千有余，近亦不下五六百里”，且道路险阻，纳粮户(2000余名大户)只好带银到小滩镇买粮上纳。这种纳粮方式与临清、广积、德州3仓几乎一致，只是前者是由“折色”造成的，后者则因“道远”而不得不为之。当时大户“一抵小滩，其害有不胜言者”，不仅诸官吏“以大户为鱼肉”，该文还称：“大户赍银到滩，必投歇家，藉手斗户，节年歇斗之家获利得惯，营求充披(疑为“役”字)，或父为歇家，而子为斗行，或兄为米户，而弟为店主，交通诈骗，腾踊价值，每米一石歇家明除牙用五分，斗行三分，仍巧立大行市小行市之名，里讨外讨之说，计所得约二万余金，而大户覊留三月每名月费银数两，计所得又一万余金。”(18) 从“歇家明除牙用五分，斗行三分”来看，“歇家”显然充当“牙保”的角色，从“歇家”借行市与里讨外讨之名勒索“大户”的情形来看，“歇家”显然参与了粮食买卖并包揽了“大户”的税粮上纳。这表明大户在小滩镇购买税粮和上纳税粮的环节中，“歇家”处于支配地位。总之，临清、广积、德州3仓及河南省的开封、河南、归德3府及汝州的税粮买卖及交纳必经“歇家”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