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国家以科举考试作为选拔人才的主要机制，这一时期的教育，是以科举考试为核心的儒学教育。科举考试的公平性在于：面向社会的绝大多数男人，无论贫富老少。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措施鼓励士子为学考试，不少处于社会下层的民众借助科举考试这个阶梯进入社会上层。虽然不少学者对科举考试所产生的社会流动性估计并不乐观，但它仍旧是提升社会地位的基本途径。对于家族而言，通过发展教育谋求入仕，入仕后继续谋求升迁，就成为家族壮大自我的必然选择。
    一、发展教育
    传统社会教育所围绕的核心，是以选拔国家官吏为目的，正如马克斯·韦伯所说，为俸禄利益服务。科举制度作为选拔国家官吏的制度得以确定后，社会教育渐以科举考试为中心。“中国的教育受经典束缚，为俸禄利益服务，却又是地地道道的俗人教育：一半打着礼仪的烙印，一半打着传统伦理的烙印。”①至明清，国家进一步确定了科举作为选拔官吏的国家制度地位，“明制，科目为盛，卿相皆由此出，学校则储才以应科目者也。”②科举考试更有其崇高的社会地位。以科举考试为核心的教育，不仅是统治者维护社会稳定以巩固统治的需要，也是社会得以按照绝大多数人的生活习惯而正常运转的需要，还是普通百姓自身利益的需要。“信奉儒教的中国人要尽的义务，无论何时何地，都是在现存秩序下对活人或死人的虔敬。”③社会秩序安定以至正常生活不被打乱，成为社会的需求，而这也需要一批人来完成。科举考试最终成为历史选择的人才选拔制度。对普通百姓而言，科举考试为他们提供了实现“治国平天下”理想的机会，还给他们带去了实实在在的物质利益。不仅通过科举考试的人们能够获取高官厚禄，改善自身和家族的生存发展条件，未通过科举考试的普通“业儒者”们，也可以通过种种途径获取比普通百姓更好的收益，如张仲礼所说，最下层的绅士也比普通百姓的经济收入高得多④。联系着千家万户实在利益的科举考试，成为传统社会人们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关于教育在提升家族社会地位中的作用，已有众多探讨，虽然大多数人对教育这一作用的估计并不乐观，如周荣德说：“如果说科举制度作为平民上升性社会流动的阶梯有一定的局限性，那么，在西方影响下于1902年建立的，即使不在名义上，至少在事实上以出国留学为最高阶段的新教育制度，则是更狭窄的流动渠道了。”⑤但尽管如此，教育作为传统乃至当今社会个人和家族社会地位提升的主要途径，仍不可否认。在教育内容单一、教育机会并非人人平等享有的传统社会，哪怕是通过单一的科举教育而获得的并不为多的文化资本，也已因拉开个人等级差异而足够值得炫耀。考取功名甚至为官一方不仅是个人的荣耀，也是家庭、家族的荣耀，甚至于地方官的荣耀，因为这一切都隐含着各自背后切实的物质利益。个人、家庭或家族借机炫耀这种荣耀似乎成为情理当然。如金山水美的王氏，王命爵为官之后，就修纂了《王氏族谱》，其中记载最多的人物，就是王命爵本人。鳌江范氏情况也如此，在刊刻《鳌江范氏家谱》的前言中，就有“是谱原由该族第十二世孙范学洙首修于清代雍正乙巳年至丙午年(1725-1726)。”⑥修盖祠堂是彰显家族地位的又一种表现。如德化张氏祠堂，“閤其居在方山，考据家礼，建祠一区，寝翼仓库，规制详密。今亦毁于兵火，而不复完矣。张氏之閤孙有曰澄江君会宗者，往尝游学岭表，一举而魁其省榜之第二人。归而展拜先陇，徘徊于故园之墟，因张酒而饮其诸昆弟曰：‘会宗藉先人余泽，幸齿录于有司，念未有以栖先神也，则不敢以宴。虽计偕期近，愿与诸昆弟图之。’乃相地于莲池头之中，爰度工作，澄江倍佐其直以为倡首，自诸父以下咸乐输之。”⑦作为初中乡试的张澄江，在张氏祠堂的重修过程中不仅是倡导者，在出资方面也比其他人多。再如同安柯氏。柯氏刚开始以其居宅为祖庙，四世祖敦素公营建小宗祖庙，营建大宗祖庙未能遂愿而殁，五世祖完成了父辈遗愿。但至于八世时，门庑已渐颓坏，修理无人。八世孙柯凤翔成进士为官后完成了祖庙的修缮，还设置了祭田。“使非有子孙致身青云之上，亦乌能以继述为己责乎？未几，八世孙凤翔字志德，桐岗其别号也，以万历戊子科荐乡书第四，己丑联捷，遂成进士，初授刑部主事，历员外郎中，秩满出守平乐三阅月，丁忧抵家，见祖庙崩废状，愀然曰：‘凋敝若此，何以妥侑先灵乎？’然名虽居官，清素尚如昨。及任赣州，再调庆远，俱以功考入觐，乃左迁两浙运使，遂悒悒不欲仕。时对族人曰：‘吾年五十矣，宦务鞅掌殊不如家居之乐也。所未了者，以祖屋未新，且未能为始祖置祭田耳。’及之任不一年，遂捐俸乙百五十两，令童赍归重建，□辛亥年秋也。越明年壬子，族众承命，鸠工协力，择闰十一月廿五甲申日丑时动土，辰时上梁，制从旧而壮丽倍加。至癸丑年春，工用方半，支费告竭，适北觐归，即解囊再遗七十金以尾其事，并拨租五十石，价钱二百三十四两五钱，充入大宗，永为办祭之需。夫既焕其居，又丰其享，意至殷矣。约已捐资至五百余，祭亦隆矣。落成之日，七月二十丙子，迎主祭奠，盛设几筵，无亲长少，合宴尽欢。是日也，庙貌辉煌，衣冠整肃，祖宗俨然临赫于上，子孙翼然趋跄于下，亦吾宗旷世之盛事也！”⑧宗庙倍兴，族人欢欣鼓舞之情溢于言表，这样声势浩大的聚会庆典，对本族是一种权威的炫耀，对他族或许就有一点威慑的意味了。
    正是因为通过科举教育而考中功名甚至为官一方的族人能给家族带来体面，还给家族带来诸如兴修祠堂、捐置祭田族产等多方面的实际利益，族谱中对读书人的偏爱也常从记载中流露出来。读书人在家族中的地位，郑振满这样写到：“士绅是依附式宗族中的‘贵者’，一般包括有科举功名及文武官衔的族人。士绅的特权，主要表现为对宗族事务的参议权，对‘书田’等族产的独占权及死后‘入祀’权。依附式宗族中的重大事务，一般均须请本族士绅参与决策，尤其是事涉公庭或族际关系，通常只能由士绅出面周旋。有的宗族甚至规定，祭祖活动只能由正途士绅主持。”⑨在我所考察到的几部族谱中，也可见对读书人--绅士的偏爱。如《福建南靖金山水美王氏族谱》：“五世以上加曰某号，且有传记，苏子所谓详吾之所自出而尊焉者也。六世以下有官爵并在学校者方得□□□，余只书名字生卒年月日时，则古今通例云。”⑩对读书为官者的偏爱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