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通过科举考试而走上仕途的族人而言，科举教育改善了他们自身的生活条件，而对未能通过科举考试走上仕途的读书人而言，也能提供他们相对更好的谋生途径。如《鳌江范氏家谱》中所载范学洙、范光友等依靠讲学谋生的事件。范学洙的科举考试之路似乎并不顺利，20多岁投奔在台湾的叔父光友公，后在台湾成一名廪生，然乡试总也通不过，22年后才成为一名乡贡，但在这漫长的应考过程中他却多处执教，不仅在家乡鳌江时“舌耕于高州山下”(11)，去台湾后，还先后在光友公家处馆，自设南潭社讲学，受台湾学道刘良璧之请讲学于崇文书院。而光友公开始时在家设馆讲学，“游其门者济济也”(12)，后来还设置了“澄斋”精舍，专门用以讲学。讲学只是教育带给读书人的一种恩惠，张仲礼在考察了绅士的收入后，说：“一个高级官员，比如一个巡抚，估计其年收入约为18万两银子；重要的地方行政官员，比如知县，约为3万两银子；一个学官约为1，500两银子；有个为地方高级官员服务的幕僚的年收入亦有1，500两银子，但若为知县服务，则为250两银子。在家乡提供服务的绅士收入要少得多。经理一项公共工程的绅士一年可获得约为120两银子的收入，不过，许多绅士经理多项工程，或同时从事教学等其他工作。在书院教学的绅士一年的收入约为350两，如果他自己教授学生，年收入则为100两银子左右。”(13)有绅士身份的塾师每年平均100两银子的收入，较之绅士得自其他重要来源的收入是相当低的，但仍远高于非绅士的塾师，而后者的收入又高于一般的劳动者”(14)。其中数字的准确性或许值得怀疑，但人们通过教育而受到的恩惠，已甚明显。即使受过教育的绅士们不从事行政、教学服务，教育带给他们的识字、书算等技能，以及一定程度的思维训练等，对他们经商做买卖，也是一种恩惠。“只有掌握一定的文化知识，才能在商业活动中分析自然和社会各种因素对供求关系的影响，把握市场形势，从而在取予进退之间不失时机地做出正确的判断，以获得厚利。同时，只有具有一定文化知识，才能提高商人的自身素质，具备一定的管理与组织能力。”(15)
    鉴于科举教育对于族人、家族生存发展中的作用，一些族谱中明确规定支持教育，体现着家族在发展过程中对教育的选择。一些家族不特在族谱中规定支持教育，还设立专门的学田、书灯田等，作为支持族中子弟接受教育的经费来源。这在众多研究宗族的成果中已有相当论述。“有些家族在学田、书灯田之外，另设有‘宾兴田’，这种田产则纯粹为鼓励族人参加科举功名，而不是赞助族人读书入学的。”(16)有些巨姓大族，经常组织超地域的家族设施，其意义除了联络血缘关系外，还大多与士绅阶层的政治活动及科举事业有关。如闽西散居在永定、上杭、龙岩州及汀洲府城、福州省城各地的廖氏族众，于清代嘉庆年间在福州省城合议共建试馆一所，其主要功能是为族人参加科举考试提供方便。……许多家族设在县城、府城、省城的‘总祠’，也往往成为家庭内举人士子的居停场所，为族人应试提供诸多方便。”(17)在部分家族中，祭田、祀田、义田的地位似乎重于学田、书灯田，一些家族也并未明确设立学田、书灯田，但常在祭田等开支结余后用于支持家族教育。“议开支祭祖银两：租谷年五十石大，折常六十石零，年大约耀银乙十三两，内除纳米银若干，办祭银若干。……又书香步武，当奕世重光，今后有子孙游泮，不论亲□，许支公银二两，以为衣巾之费。”(18)在本文利用的几部族谱中，也体现出对教育的支持与重视。如诏安官陂玉田楼张廖氏：“道文公给赏文武科甲条规：一议裔孙登贤书每名贴旗匾银三十两正，在祠竖旗挂匾，在墓□竖旗，乾隆戊年定例；一议恩拔副岁例捐明经者，若在祠墓竖，悉依登贤书例；一议捷南宫者每名公贴旗匾银四十五两正，祠墓依登贤书例竖旗。享公给赏文武科场条规，例起乾隆甲戌年春。一院试者每名贴水脚银伍钱正；一院试进泮者每名贴衣巾银十六元正；一乡试者每名贴水脚银三两正；一登贤书者每名贴旗费银三十二元正；一恩拔副岁例捐明经者若在竖旗亦同登贤书之例；一会试者每名贴水脚银三十二员正；一捷南宫者每名贴旗费银三十二员正。”(19)侯官云程林氏在《家范》中写道：“子孙四岁以上令□祭祀，学礼；七岁以上令入小学，讲孝经四书；十五岁以上令入大学，习书史经传，必之孝悌忠信，为主期闻大道；若二十以上不通一经大义，业无所就者，令习理家事，练达世故，治农理财，专务一业，以为仰事俯育之资。”(20)看起来似乎是以教育子弟知孝悌忠信为主，客观而言，却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族人的文化水平，哪怕只是识字教育，却也受益非浅。这为人们提供获取信息的最好途径。虽然整个中国语言繁多，而汉字却几乎是每个中国人能到达的地方都流通的。鳌江范氏在新修纂的族谱中，规定了义学的设置：“设义学。古之家有塾，党有庠。凡民间子弟，皆令就学。其秀者升而为士，三代以下，其法旧废。有志读书者，各自延师。但贫富不一，无力者不能供修脯，多至目不识丁。虽有聪俊子弟，无由置身翰墨之林，则□族中子弟列于彬雅以图上进，甚不可无义学之设也。吾宗原有义学，然行之数年遂止。其议年限，定束金若干，子弟未读者，自供贽节月膳，此在衣食稍□者，力犹可办，若匮乏甚者，即贽节月膳亦不能自给。虽有义学之设，于彼无与也。且子弟繁多，一馆之中，能容几何。教者耐烦不得，自必苟且从事。无□其行之不久也。兹立一法：子弟惟贫力不能者，方令其入义学。其修膳贽节，皆出自公租。盖义学廪为贫者而设，若家既能自供修脯，□有志上进，须自延西席方为有裨。勿谓均是子孙，何论贫富殊失乎。所以设义学者之意也。”(21)
    家族发展过程中对于教育的选择，从普通族人对教育的态度也可见一斑。在传统社会，人才需求结构的单一使得教育内容也走向单一，教育即以科举考试为核心，教育几乎就等同于科举教育。在重出身的明清，科举教育更有着不可替代的垄断和尊荣地位。无论经商、行医还是军功，似乎都不如科举正途尊荣，甚至于最终还是会选择科举之路。一些屡屡遭遇考试失败的人们，失意科场，甚至郁郁终身。如《鳌江范氏家谱》记载：“辨绪公，字子缵，号升斋，生雍正庚戌年十月廿七日午时，卒乾隆甲申年五月十四日戌时……公攻举子业，试多前茅，数奇不售，积学成疾以殁。”(22)“古苞公，名焻，又名如苞，字亦陵，生康熙庚辰年十一月十六日戌时，卒康熙辛丑年元月十七日戌时……公以勤学致劳殁，葬湖厝墓。”(23)《颍川陈氏族谱》中也有类似的记载：“父俊庵公困童试，援例入太学，郁郁终身，赍志以殁。”(24)菊坡兄讳钟英，字秉灏，序四，侯邑庠生……勤学不倦，从游者日益众，有东汉赵仲经承少之风，然性矜急，好非毁俗儒，由是多见排抵，潦倒名场。三十年郁郁以一矜终，非所谓于古为盛，今为窒者乎。”(25)“五弟名崇恺，小名宝辉，字小葊……时文应童子试，屡战不利而余及幼农偕供职北上。因从子容族叔游。戊午，援例入太学，就乡试，复不利。由是每科辄试，每试皆北，盖其性地文境多所郁滞而少宣畅，无怪其屡困文闱而寂寂以终也。然其遇则益可悲矣。”(26)这种一生困于科举、忠于科举的现象，在当时比比皆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