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歇家”承揽赋役，不仅以“粮长、里长”的身份出现，随着明代里长、粮长(大户)赋役征收体制解体地不断深化，“歇家”还以“包”与“保”的形式大量参与赋役领域，致使明清史上出现一种重要的赋役揽纳方式，即“保歇型”。明时江西《吉安府志》“经理粮差”部分载：“永丰民害多在衙门人役，而保歇为甚，如秤纳钱粮则多勒增头，听理词讼则指称打点，通同吏书加派物料，巧索使用，抉骗乡民，而明，永二乡尤甚……乡民如钱粮听凭保歇、书役。”故永丰乡约规定“里催并役，粮差合征”，按田经理粮差，并且规定不许中介--保歇代替，粮差由里催自行负责，但推行效果不佳。(85) 叶梦珠在其《阅世编》卷六《徭役》中亦指出：“至于有事到工之害，则地棍、土豪为之原呈，临之以府佐，督之以委员，各有衙役，莫不需索，傍河保歇，表里为奸。”何谓“保歇”，上述两史料没有明说，但清史料对此作了详细说明。清初，于成龙言：“禁止保歇，省会府县歇家最为作奸犯法之薮，故定例，歇家与衙蠹同罪，法至严也。其在省会府城者，外府州县解钱粮，则包揽投纳使费，更有洗批那(挪)移之弊。解人犯则包揽打点行贿，更有主唆扛帮之弊。至州县歇家包当粮里，代纳钱粮，及至侵渔缺失，逃脱无踪，有司恐有碍考成，勒令花户重赔，小民含冤莫诉。再而主唆原被刁讼兴词，及至两造明知悔悟，而词入公门，欲摆不能，彼且徐收渔人之利，此等歇家甚于陷阱。”(86) 根据于成龙所说的内容，“保歇”乃是“歇家”包揽官府各类事物之总称，且一般是集赋役征收和司法功能于一身，从赋役领域来看，他们一则盘踞仓场“包揽投纳使费”，一则“包当粮里，代纳钱粮”。不仅如此，“保歇型歇家”，还有两种方式极为普遍。一是城市“务主歇家”的广泛存在。这种“歇家”包纳赋役的对象，多为“世不及城”的乡鄙之民。清初俞森言：“若乡民籴谷出仓，严禁宗室富家，街市豪右，卫役里排，务主歇家人等，敢有指称欠债，逋粮、工食，差粮截赔酒钱等项，邀夺质当及市肆垄断，每日更名换人，多籴过十石以上营利者，访出或讦发，拿究问罪，完日枷号一月。”(87) 从“指称欠债，逋粮、工食，差粮截赔酒钱等项”来看，“务主歇家”显然参与了乡民的赋役征收，从“市肆垄断”来看，“务主歇家”显然是粮食市场中的中坚商人。那么何为“务主歇家”呢？康熙十一年，简成性疏陈民生十害，其中一害是“歇家”，其言：“一曰歇家之害。凡乡鄙钱粮、讼狱之事，不能遥办；必投在城所主之户，名曰‘歇家’。此皆地方积恶之徒，一投其家，钱粮则多被侵蚀，讼狱转致繁兴：民之受害三也”，(88) 故《清史稿》说：“乡民钱粮、讼狱，必投在城所主之户，听其侵蚀唆使，为歇家之害”(89)，故当时有的官员采取了“禁绝差扰，城有歇保则禁之、乡有坐催则禁之”的措施。(90) 关于此类“歇家”，湖北崇阳县极具典型性，该县的“歇家”住居于城，一般集贸易、经纪、讼师于一身，且多为读书人。此县乡民“世不及城者居多”，故进城交易、完粮或争讼，“凡事皆托歇家主持”，形成了“乡民以歇家为靠山，歇家以乡民为腴肉”的利益关系。(91) 可见“务主歇家”就是主持(包揽)乡民的贸易、赋役和争讼等诸事之人。从“凡乡鄙钱粮……必投在城所主之户”来看，“务主歇家”这种包揽赋役方式在清初相当广泛，其实上述明代江西吉安地区的“保歇”亦是典型的“务主歇家”，这说明“务主歇家”也是“保歇”的一种形式，且在明朝已大量存在。细细体味“不能遥办”一语，“歇家”之所以成为主持乡民赋役之人，原因在于粮长、里长征税体制的崩溃或粮长、里长征税体制的取消后，分散于各乡鄙的小民，一家一户跑几十里或几百里路去交钱粮，成本过于昂贵，况且在交纳钱粮中，由于不懂书算，往往被胥吏恣意需索，故由“歇家”代为解运交纳，虽然期间难免为“歇家”所侵蚀，但与自己亲自交纳相比，可能更能节省成本，所以在明清时期广泛存在。这种“务主歇家”包揽赋役方式的广泛形成，除上述因素外，可能还与“周忱改革”和按仓分征赋税方法的推行等有关。就“周忱改革”而言，其法如下：“旧例不许团局收粮，粮长家自征收，忱曰：‘此负欠之徭也’。下令水次置囤，推粮长一人总之，名总收，每岁通计各户之夏秋税及加耗则例，填注由帖，而户给之，户自持贴赴仓，不经里胥，囤设粮头、囤户各一人主之，使相觉察，粮长惟职催拼，官为监收。”(92) 这例改革开创了“自封投柜”制度，其目的有二：一是取消粮长总催粮税的陈规，以杜绝粮长贪污侵蚀之风；二是使粮头、囤户、粮长互相监督，以防止侵欺。但由于他推行了“加耗则例”，此法推行后，不仅没有减轻小民负担，而且大大加重了小民的负担。成化年间，樊莹说：“松(松江府)赋重役繁，自周文襄后，法在人亡，弊窦百出”。故其采取了“革收粮囤户”的措施，并“以潜消粮长之侵渔，取布行人代粮长运布，而听赍持私货，以补其不足，皆有宽惠及民，而公事沛然。”(93) 这是商人行使粮长之职的滥觞。“革收粮囤户”的措施不仅樊莹在执行，其它府州县亦在推广。如万历年间，叶向高在《九江太守刑公生祠记》言刑公革除积弊的措施有：“公又革坐封，裁粮头，节冗费，严兑销，弊窦悉清，民欢呼输纳。”(94) 但收粮囤户、粮头被革以后，乡鄙小民因“不能遥办”，逐渐演变为投于城市所主之户的“歇家”，故此类“歇家”实际代替了粮头、囤户之职责，于是历史又上演了“歇家”侵蚀小民钱粮的故事。这在清初史料可以找到其线索，清初史载：“拖欠钱粮，半在顽户观望，半在粮头保歇人等包搅侵欺。顽户犹易催，而粮头人等之弊难革。盖花户零星谷远，州县都有，查比粮头而花户不(？)之间者，老好包纳花费，任催不完。”(95) 从该史料来看，“保歇”应是从“粮头”蜕变而来的，故称“粮头保歇”，而且其包揽的原因和方式与简成性所言“在城所主之户的歇家”几乎如同一辙，应是“务主歇家”另一种称呼。就按仓分征赋税方法的推行而言，《天下郡国利病书》载：“旧时征派税粮，即选殷实之家佥充大户(收粮户)，分定廒口，使之坐收。”(96) 有明一代，粮仓多设在水次码头和省会、府、州县等城市中，“歇家”替代“大户”后，蜕变为乡民“在城所主之户”而坐收赋税。二是“歇家”以“保户”的形式揽纳赋役，这种“歇家”往往倚靠官员垄断数里甚至整个州县的赋役征收，可称为“衙门型歇家”。关于“保户”承包催征经收之事，明末多有记载，如明万历年间，林光庭曾在福建宁海县取缔过“保户”额外征收的赋役，“宁(宁海县)民久困，里役有保户押差、火耗、滴珠等钱，光庭悉为蠲除，民如释重负。”(97) 从“押差、火耗、滴珠等钱”来看，“保户”主要是负责赋役征纳，且包揽整个宁海县的赋役。又如明崇祯年间，同安叶在吴江曾取兵于隶役和“保户”，“其练兵也，谓隶役仰食官府，保户取资里闾，乃因其类而什伍之教，以技而临阅之，故无募兵之害，养兵之费，而武备一时修饬。”(98) 从“保户取资里闾”所显示的内涵来看，显然吴江县的“保户”与宁海县“保户”应是完全一样的，同时说明“保户”并非一家。“保户”因大多是由“歇家”担当，故又称“保歇”或“歇保”。如康熙年间武昌府兴国州知州张辉祖就说：“本官一切钱粮俱借手与保户梁佑人、李尔千等包揽称收。收正银，每两加耗一钱七分，杠解一钱一分，合州额银三万五千两，耗杠共计九千余两，官蠹包户朋分粮里”，接着又言：“本官庸劣尸位，陋弊虽奉禁革，而蠹役仍阳奉阴违，每年征收钱粮，经承余德昌、董加会、王定与总催王林、黄胜，保歇梁佑人、李尔千，每人于每里勒索银四、五两不等，米四、五石不等，众蠹索取银米共计有二千余数。”(99) 这里便明确点出了“保户”与“保歇”是一个意思两种称呼，且“保歇”梁佑人、李尔千等垄断整个武昌府兴国州的赋役征收。与兴国州知州类似情形的还有衡州府嘉禾县，该知县陈开泰言：“本官恣意贪婪，勒令粮里十九家照现年六百三十丁石派银六百三十两，名曰‘见面礼’，征收入已；皂头萧荣、彭玉、廖凤等承催，积保李生引送外，又勒银三十两名曰‘传送礼’。”(100) 从“积保”两字可推断“保歇”包揽称收应由来已久。知洲张辉祖案例中的“群蠹”与上述明代金德嘉所言的“群蠹”有惊人的一致性，即经承、总催(金德嘉称为差役)、保歇(金德嘉称为城市歇保)等人。可见金德嘉所言的“城市歇保”不仅包括城市包当里长之“歇家”，也包括垄断整个洲县赋役的“歇家”，实际上这种称呼还包括城市的“务主歇家”，也就是说，金德嘉所言的“城市歇保”与清代于成龙所言的“保歇”的含义是一致，即对揽承政府各种事物“歇家”的一种泛称。因此“歇家”承揽整个州县的赋役，材料虽仅出现在清初，但明代应早已有之，可能数量更多，这从明代小说中劝诫当官的“管粮不要纵歇家包纳，科敛小民”(101) 可体味此种风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