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的仓储制度多沿袭明代，但在管理中的具体技术环节却多有变革。在康熙朝以前，似乎还保留了“歇家”作为仓役的名称，并有“大小歇家”之别。康熙初期的王命岳在其《漕弊疏》一文中论及了运军的“交仓之苦”。交仓时，除了有仓官常例外，还有“收粮衙门官办书吏马上马下等等名色，极其需索，每船又费数十两。又有大歇家小歇家需索，虽经奉旨题革，今又改名复用，小歇家改名雇长，大歇家改名住户，借口取保，每船索银四五两不等。有送者可得先收，无送者刁难阻冻”(37)。对于改名“雇长”的“小歇家”的职责，清时有明确记载，雍正十二年，“又题准京通各仓收粮旧例。雇夫负米入厫、包囤名曰雇长，每石给银八厘；负米、到(倒)囤名曰小甲，每石给银四厘；铺廒、打卷、抱筹、抬斛，京仓名‘花户’，通仓名‘甲斗’，每石给银七毫。共给银一分二厘七毫。”(38) 这则史料把清初京通各仓的仓役作了一番陈述，首先是“雇长”再是“小甲、花户或甲斗”，其中被改名为“雇长”的“小歇家”，其职责是“雇夫负米入廒、包囤”，显然其沿袭明代仓役“歇家”的职责，但与明代仓役“歇家”相比，其职权范围有所缩减。到清中期，根据案例记载，这种职责似乎又归属“收米之经纪”，这在《大学士蒋攸铦等为审拟收米得赃以致仓米霉变一案奏折》有着细节性的说明，道光五年河南碾运粟米五万石至通，因属滞漕粮石，限两日全行收完，于是经纪于丰(总办)等“即多雇人夫，昼夜催趱起卸。嗣于丰等因进廒卸米必须有廒门鱼贯而入，并廒内夜间不准燃烛，恐卸米迟延，即禀明安志(坐粮厅)于仓院内外择地加添露囤，以便易于卸贮。”(39) 显然这里的收米之经纪的职责与“雇长”十分类似，具有“雇夫负米入廒”和“包囤”之职责。不仅如此，根据该奏折，收米之经纪还具有检验米色之职责，如米色发生霉变，有赔偿之责任。在这个案例中，斛手(应是甲斗或花户)归于经纪名下，且与收米之经纪串通，利用检验米色之便收取船户每石40-50文不等。而清代改名“住户”的“大歇家”，从其“借口取保”等职能来看，应是“下官歇家”或“引户”演变而来，后来在清代史料中不见记载，应是完全被革除或被再次改名。
    最为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歇家”与花户的渊源关系。从明代各仓役的设置情形来看，没有花户，其实，清代的仓役花户相当一部分职能实际上是从明代的“歇家”演化而来的。这从以下史料中可看出。一、清初时期，依然有人把“花户”看作“包歇”。如清康熙年间于清端建言：“禁包歇充当之弊，漕催五年一轮，承管各甲之米，其仓中修葺铺垫皆其事也，然而乡愚不谙书算，每每倩催积年棍蠹包揽代充，因而串通蠹书共相侵蚀，以致亏米缺兑，贻累匪轻，今务令正身充当，如有奸棍包充作弊，司漕各官查拿解辕处死。”(40) 而清代的花户则是：“各仓花户经管启闭仓廒，收支粮米，出入量兑，非诚实良民充役，难免需索盗窃之虞，且恐积年占据，习久弊生，应限五年役满，别择土著良民充补，取具里邻甘结及联名互结，报仓场咨部存案。”(41) 道光时《大学士戴均元等为审拟万安仓官役通同舞弊一案事奏折》称：“据马义供，系大兴县人，于道光元年充当万安仓花户头役，与秦忠、白玉章、孙瑞四人同办仓事，经管东西二仓。”(42) 从清代的仓役分工来看，仓廒的修葺铺垫是属花户的职责，于清端则把它们归于“包歇”。再把“包歇”的“承管各甲之米”及“不谙书算”与花户的“经管启闭仓廒，收支粮米，出入量兑”及花户头役经管仓事对比分析，其两者亦是一致的，再者“包歇”与“花户”充役的时间都是五年，由此可推定于清端所言的“包歇”就是指后来通称的“花户”，显然花户的前身就是“包歇”，这里的“包歇”应是“包囤之歇家”或“包当歇家”的简称。二、明代的“歇家”参与了检验米色，而清代则出现了“仓臣不去亲验米色，而听之花户”(43) 的情形。三、明代修理“仓墙”等事属“歇家”，而清代转归于“花户”。四、从明代仓役“歇家”的职责与清代花户的职责的对比分析中，亦可推断出清代花户与明代仓役“歇家”职责有许多一致的地方。明代“歇家专管粮米进厫”这一职能所包含的内涵要比清代“小歇家”的“雇夫负米入廒”要大得多。史载：“有交纳禄米，仓筛头、歇家、长班(书吏)拏椿掣斛之苦。”(44) 把这则史料与“包歇”职能及“大小歇家”刁难漕运之人的手段共同分析，可推断明代仓役“歇家”亦有清代花户“铺廒、打卷、抱筹、抬斛”等职能。最该引起关注的是清代的花户(多为父子兄弟相袭代)常常开办“雇办人夫的窝子”，他们以“窝子”为基础盘踞仓场，揽雇夫役，抽分工饭钱文，包揽把持仓事。(45) 花户之所以开办“窝子”，是因为“各仓收放米石需人浩繁，如集夫挖米、杠运、垫道一切杂务，分群聚类，各有领头名目，难以悉数，均属必须备用之人，即皆私自雇觅之人，岂能以例不载，概行裁汰。”(46) 于是花户利用自己“收放米石”的职役之便，以及与粮仓各色人员的人情关系，揽雇夫役。“窝子”就是一种专门为搬运等人夫提供住宿、饭食、介绍工作的客店，实际就是“歇家”。不仅如此，甚至有些花户还开设米店从事粮食买卖。这些极易让我们联想到明代的监督主事“日用所需取办歇家”和“歇家”买卖粮米的事。总之，通过上述的材料分析，清代的仓役花户许多职能无疑是从明代仓役“歇家”演化而来的，而清代的花户“窝子”亦承袭明代作为民间“歇家”的部分功能。
    除京通各仓设有“歇家”外，在淮安亦有“歇家”，其职能应与检验米色等有关。《清史稿》载：“逮漕船过淮，又有积歇摊派，吏书陋规，投文过堂种种费用”，(47) 这里的“积歇”就是指“积年歇家”，这种情况在明代应早已存在。
    综上所述，从明代中叶开始，“歇家”利用其住宿、经纪、贸易等各种功能，成为纳户与仓库之间的中转站，利用这个中转站，“歇家”不仅为纳户提供住宿服务，还常常雇办人夫为纳户提供晒凉、运输等服务，且在本折转换的财政市场中还为纳户提供籴买服务，最后发展为与仓官仓役、势要人等互相勾结包揽纳户赋役上纳，成为在仓场支配纳户行为的核心力量。在此中，因“歇家”衍生的各种弊端，可谓罄竹难书，不仅危害了纳户的利益，而且也是明代国库亏空的重要因素。明政府为了保证仓场财政市场的顺畅运转和安全，一方面需要利用“歇家”在仓场财政市场中的力量来减轻财政运转的政府成本，另一方面又要避免财政在市场环节中为民间“歇家”系统所控制，以保证财政运转的安全，于是试图通过“役”的形式把他们纳入政府能严密控制的官府系统，达到利用和控制的双重效果。其中把“歇家”编为仓役是其最典型的措施。但这个措施不仅没有改变仓场财政市场中的各种弊端，“歇家”反过来利用其衙门身份变本加厉的侵蚀、盘剥纳户，结果仓内仓外皆是“歇家”，这是导致明代后期财政危机和崩溃的一个重要的因素。清朝鼎立之初，其仓储制度基本上沿袭明代，但在管理中的具体技术环节却多有变革，其中仓役“歇家”无疑是其变革的核心内容，清政府一方面革除仓役“歇家”之名，把他们改称为“雇长”和“住户”等，另一方面又把仓役“歇家”的职能进行分化，其中花户沿袭了明代仓役“歇家”的大部分功能，但又严厉禁止他们开设“窝子”，使他们彻底脱离“歇家”的本来功能，而“雇长”的职能又转为“收米之经纪”，于是仓役“歇家”到清代逐渐绝迹，起而代之是花户的各种舞弊之事。从史料来看，清代仓役管理的技术变革，最值得关注的是仓役的专职化，即仓役不能像明代的“歇家”那样即是仓役又是商人，且在关键位置上的仓役明确要求由“土著诚实良民”充当，排除了“歇家”等商人，这些措施起到了较好的效果，在清代有关“歇家”在仓场危害纳户的案例明显大幅度减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