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在赋役市场化中兴起的包揽赋役征收的“歇家”群体中，不管是充当粮长、里长的“歇家”还是以“务主歇家”和“衙门型歇家”为主体的“保歇型歇家”等等，基本上是住居于城镇，这推动了征税人员从乡村选拔为主转为城市选拔为主，从而导致了赋税征收中心从乡村向城市转移，这两种趋势在明中后期以后非常明显。这反映了自明中期后，我国财富开始从乡村向城市集合的历程，掀开我国乡村经济不断走向衰落，城市经济不断发展繁荣的序幕，这应也是明代市民阶层迅速扩大的一个重要因素。如河南的卫河旁的小滩镇，因承担25万石漕粮籴买上仓及转运，围绕此而服务的“歇家”和斗行就达千人左右，(113) 这应是小滩镇市民的重要构成人员，而全国以财政市场作为谋生手段的城镇市民之数，肯定是一个十分庞大的数字。不仅如此，从“歇家”包揽赋役的文献材料出现的频率中可以明显感受到，“歇家”介入赋役领域的力度与广度，与市场发育程度息息相关。这突出体现在“歇家”包揽赋役呈现出以南北、东西物流中心路线为核心的布局特征，即以京杭大运河和长江中下流为核心的布局特征，其中作为漕粮干线的京杭大运河区域尤为突出。这些地区包括两京、江苏、浙江、江西、山东、河南、河北、湖北、湖南等十省区。该区域以运河、长江水道为依托，成为我国当时粮、布市密集分布区，即主要中心区域，也是我国那时商业最繁华，城镇分布最集中的地区，以城镇为依托的“歇家”，自然集中分布于此区域，其势也最大。
    最值得注意明清两政府对“歇家”包纳赋役的态度迥异。各色人员利用“歇家”这种模式揽纳武役的目的是为了获取利益，故常常夹杂着旧制的腐败，加上商人唯利是图的本性而扭曲为官商结合欺压百姓，应是“歇家”在历史舞台上长袖善舞的主题之一。面对这种情形，明代有少数较清廉且为民谋福的官员，采取“革歇家”的措施，同时一些地方乡约也有禁止“歇家”包揽赋役的规定，但效果都不佳。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极为复杂，但核心原因主要在于当时“牙行歇家”基本上垄断粮棉市场，赋役一旦进入市场环节几乎很难游离于这个群体之外，加上赋役货币化的初期阶段，农户对市场适应能力极差，必须找个可信赖的中介环节，或卖出自己的农产品换成银两交纳赋税，或用银两买进粮棉满足政府的本折中半的“折色”需求，而“歇家”以其住地稳定，服务功能齐全，比其它商人更为可靠和便利，自然成为揽纳赋役的最佳模式。因此，“歇家”是明中后期乡村里甲组织系统破坏后，从民间自我成长出来的一种变通征收交纳赋役的方式，并非一种即定制度，这种情形一般更适应当时的社会环境，其利处自然也有不少，并非如史料所描述的那样处处是陷阱，这从明代官员有为“歇家”行为进行辩护的，还有言“歇家”为纳户竭诚服务的零星史料中，可管窥“歇家”在当时赋役领域所发挥的作用。在这种社会环境之下，明中央政府虽然知道“歇家”种种弊端，但对“歇家”参与赋役领域，基本上是采取鼓励和默认的态度，这从明政府考察去任官员之“贤否得实”需“取具歇家”和把“歇家”编为仓役中可管窥其心态。但清政府自鼎立之初开始，便对各类“歇家”进行长期不懈的打击，一方面分化取缔仓役“歇家”，一方面自中央到地方通过各种手段打击“歇家”的揽纳之风。在清代，言及“歇家”，必言其恶行，每次提及都言要革除，“歇家”在清代史料中已一无是处，完全是一“蠹”。这是历史发展到清代，农户经过一百多年市场参与的经验，已较为熟悉市场的运作，自我交易能力得到极大提升的背景下发生的。更为重要的因素是从明末开始，“牙行歇家”经营模式开始逐渐被“坐庄”和“字号”模式取而代之，到清代已渐渐失去了支配市场的地位。“歇家”在揽纳赋役的开始阶段，可能较多利用市场环节来取得利润，但到明末以后，更多的“歇家”走上与官员结合，以榨取税银为生存之道，变成了赋役领域的累赘和巨蠹。不仅政府在打击，乡村自我系统亦在回避这种风险，“歇家”大规模参与赋役历史条件已逐渐消失，同时清政府大力整顿吏治，亦是“歇家”逐渐衰落的社会环境之一。在这里还需指出的是掌控藏边地区商贸的“歇家”，赋役征收亦然为“歇家”所垄断，并得到清政府的认可和鼓励，从中亦可管窥“歇家”的贸易功能与赋役征收上纳的内在关系。因此只要由“牙行歇家”经营模式支配市场的地方，“歇家”包收赋税之情形必然存在，道光时期在湖北崇阳县的“歇家”足以说明该情形。同时“歇家”包揽赋役通过商业利润弥补其损失或获利的方式，被后来赋役征收方式所继承的情形，亦是我们值得探讨的问题，如华北村庄中的“乡地制”，承担赋税催征交纳的“乡地”就法定(乡规)为地方买卖中的中间人(经纪)，从中抽用商业利润以弥补其在交纳赋税过程的损失。(114) 这明显有“歇家”揽纳赋役做法的痕迹。
    注释：
    ①“歇家”一词见诸文献，据笔者所知，最早出现在明朝成化年间(当然“歇家”在民间的称呼应远在成化以前，只是未被记载而已)，其基本含义是客店，为客店之别称。“歇家”在客店的基础上兼营各种业务，如生意经纪、职业介绍、做保以及代人打官司、找门路等等乃是一种常态。开设“歇家”的人员主要有五类，即牙保、棍徒、衿监、巨室豪富(勋戚甲第)、衙门胥吏等，从“歇家”构成群体的身份地位及经济势力来考察，他们显然是明清基层社会势力的中坚，是基层社会与上层政治势力联系的代表。不仅如此，“歇家”后来还成为一些特殊衙门的专门“职役”的称呼，如国子监、织造、在京法司、京通各仓以及寓兵于“歇家”的兵营都设有“歇家”这一“职役”，“歇家”含义向“职役”延伸，从文献记载来看，最迟在明弘治时期就已开始，这应是“歇家”利用其服务(经营)功能与政府的密切关系承包政府部门某些业务之“歇家”，至少大部如此。参阅胡铁球、霍维洮：《“歇家”概况》，《宁夏大学学报》2006年第6期。
    ②据笔者所知，国内专文研究“歇家”的有三，即王致中的《“歇家”考》(载《青海社会科学》1987年第2期)；马明忠、何佩龙的《青海地区的“歇家”》(载《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94年第4期)；李刚、卫红丽：《明清时期山陕商人与青海歇家关系探微》(载《青海民族研究》2004年第2期)。上述3文基本上都把“歇家”概念定为青海地区一种特殊的“行店”或“商铺”，主题是谈“歇家”的贸易功能。
    ③参阅胡铁球：《“歇家牙行”经营模式的形成和演变》，《历史研究》2007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