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歇家”垄断赋税上纳，最典型莫过于白粮上纳。明嘉靖年间，政府针对当时白粮(民运)交纳过程中盘剥重重，为了消除各种弊病，于是采取了以下措施：“内官监先题准毎正米一百石加耗米五石、铺垫、堆房、进房、出房、筛米、打包、车进红黒门、抬扛上库脚钱、堆钱、门筹、坐门并歇家火食，该银七两九钱，其余无名多费尽行禁革。今据粮歇私议毎米一包足六斗之数，已非正法，姑听曲处此外不许勒索升合……酒醋局毎正米一百石加耗米五石铺垫等银八两六钱，其余无名多费尽行禁革，今据粮歇私议，毎米一包足五斗七升之数，此外不许勒索升合……一、行粮处所遇有棍徒或各衙门负役索诈粮解、歇家者，着落该城兵马缉拿解究，如有通同緃容情弊，一并治罪；一、粮米及铺垫银两，俱要当官明写议单，照数交付，歇家同进完纳，不得推调取究；一、议单数目已从宽处，此外歇家不得多勒升合，如违，以诓骗论；一、各粮解务各用本地方洁净好米交付歇家完纳，如与户部样米不对者重究。”(19) 仅从“各粮解务各用本地方洁净好米交付歇家完纳”来看，当时的白粮交纳必经“歇家”，此种“歇家”亦称为“粮歇”，从“各衙门负役索诈粮解、歇家者”及“歇家”与粮解同进完纳时有“推调取究”的情形来看，“歇家”代“粮解”上纳似乎在竭力为其服务，并无多大弊端，但实际并非如此。如万历时期，聂绍昌记述当时白粮上纳的情形是：“其(粮解)到京则又苦于车辇之狼籍盗窃，歇家之积奸朋诈，内珰之朋肆攫取，批回之守候淹滞，守冻之赔费百倍。”(20) 明时《武进县志》亦载：“(白粮粮解)既抵京畿幸矣，白河之转搬，通州之过坝，不胜其狼戾，凡所有事，诸司吏卒视如几爼中涓，歇家相与表里，鹰攫虎视不满其欲不己，天下诸役荼螫所萃琐尾所窘，莫有若斯甚者。”(21) 又言：“上户素习于运犹易集事，中户乍任其役，则途路之风波，歇家之播弄，内监之胁诈，吁天无地，欲不破家不可得已。”(22) 明末陈继儒亦言：“(白粮)交纳有折耗、铺势、歇家勒掯盘缠，守侯之苦。”(23) 可见“歇家”并非善类，他们与官吏勾结，肆意盘剥纳户才是常态，这些也进一步证明了“歇家”完全垄断了“白粮”上纳。
    “歇家”不仅垄断了“白粮”上纳，而且其它赋役上纳亦多为“歇家”所控制。嘉靖年间，王軏言：“又访得粮运入仓多被门官、歇家、伴当、光棍人等，掯留粮袋，索借钱银。”(24) 隆庆三年，海瑞在其《启潭次川侍郎》信中亦写道：“生今日巡抚江南，言涉有为第掀、扫、爬斗、箩、筛不收，板席量减，歇家、脚子通关诸费，节为裁革。乃生管仓日所行，非今日也。虽板榜初定，熙齐笔锋不见允行，然生亦未尝不委曲，区处从省减焉，江南粮长十人而九人破家，仁人君子之所隐也……旧例小米用细席，以其漏也，大米用方席，细席比方席价增五倍，禄米亦大米也，乃用细席。漕粮歇家一两二钱，禄米乃一两五钱，禄米加箩与筛皆工价高者。”(25) 从“歇家脚子通关诸费，节为裁革”来看，江南地区的税粮上纳必经“歇家”。“通关”，梁方仲先生解释为：“粮长赴各指定的仓库完粮时，必须取得各该仓库的证明，手续是由各仓库在勘合上填写并盖印证明其粮数已交足--这就是所谓的‘通关’”。《大清律例》解释为：“凡钱粮通完，出给印信长单为通关。”(26) 可见“通关”乃是税粮上纳完毕的凭证。“歇家”参与“通关”自然是代替粮长交纳税粮。万历三十八年，布政司陈述当时的赋役上纳的情形是：“解户承领银批到省，势必投歇家，彼歇家与吏胥内外相构，倚衙门为垄断，百计需求，上纳钱粮有打点使用之费，投批挂号有稽延盘缠之费，甚至有积猾包揽并其银而侵用之，并其批而沉溺之，种种弊端，莫可究诘。”(27) 明天启元年，王象恒曾力主菉荳折银上纳，他认为：“南京牺牲所菉荳六百石，此项本非本地所产，俱以米代运，若每石亦折六钱解京买豆，则每石得省耗脚五斗，况南京豆商凑集，买豆甚便，先年亦有改折之例乎，且若递征本色势必佥点粮解，衙役、歇家之费又难指计。”(28) 可见当时各种赋役(本色、折色)上纳，基本上为“歇家”所垄断。这里还要着重指出的是“歇家”不仅利用其各种服务功能取得了揽纳赋役的便利，他们还“与吏胥内外相构，倚衙门为垄断”。据清初黄六鸿的《福惠全书》记载：“至于城仓，有种胥蠹市棍，勾哄粮户，为其歇家。始则加意款待，一应上粮收票，俱其代为料理；粮户可以安坐而毕事。及其继也，以彼为可信，仓粮代买上纳，银则折干，使费尽行包揽，粮皆挂欠。迨出票差拿，彼复托故潜匿，而粮户哑苦重赔。甫及销差，而仍然盘踞，剥蚀不休。此仓歇之为害也。”又载：“横甲刁军，因改官收官兑，无处苛求粮里，但至临仓之时，串通管兑经承仓蠹，故嫌米色不堪，勒令晒扬加贴，以致押差保歇(歇家)乘机讲兑。”(29) 又《大清律例》规定：“在京在外并各边，一应收放粮草去处，若职官子弟，积年光棍、跟子、买头、小脚、歇家、跟官伴当人等，三五成群，抢夺筹斛，占堆行概等项，打搅仓场及欺凌官攒或挟诈运纳军民财物者，杖罪以下，于本处仓场门首，枷号一个月发落。”(30) 从“抢夺筹斛”、“占堆行概”等内容来看，“歇家”肯定是“揽纳”的重要构成人员。可见“歇家”盘踞仓场侵蚀、勒索纳户乃是明及清初普遍的社会风气。
    从上述材料来看，弘治时期的南京“歇家”似乎完全是以民间商人身份参与纳户上纳钱粮的各种服务，但到嘉靖时期，活跃于河南小滩财政市场中的“歇家”，却是以“役”的身份出现，而白粮上纳则政府明文规定“交付歇家完纳”，显然这些“歇家”也应为“役”，也就是说，一些地区的“歇家”要服务“纳户”必须取得“充役”的资格，这说明了仓场“歇家”经历一个“衙门化”的过程。这个过程最为典型的莫过于“歇家”被编为京通仓役。“歇家”因其在仓场的各种服务功能，成为了纳户与政府之间的中转站，在这个环节产生的弊端不可尽数，不仅危害纳户，亦常常亏空国课，明政府为了规范以仓场为核心的财政市场，逐渐把“歇家”纳入了官府系统，把“歇家”编为“仓役”。《明会典》载：“(弘治)十二年奏准凡京城小脚、歇家，营求在官，指称公用为由，索取囤基等项钱物及别项求索，许被害人赴总督及巡仓官处陈告。”(31) 根据《天下郡国利病书》记载：“(万历时期)通州等六卫仓分为二十二官下，每一官下副使、攒典各一员名……置役：甲斗每一斗(疑为“官”字)下，每年额佥通州等六卫军余一十五名，应当看守钱粮；歇家每一官下额设一十五名，共三百三十名，专管包囤、粮米进厫、修理仓墙；小脚每一官下额设五十名，共一千一百名，专管抗(扛)粮、倒囤；晒夫无定数，俱于近仓居住军民听坐粮员外佥充；铺军二百八名系通州等六卫正军外拨送各仓，墙外守铺，昼夜巡逻。”(32) 结合此两材料来分析，明代的甲斗、歇家、小脚、晒夫、铺军等主要仓役，要么佥于军队，要么佥于仓场附近的“歇家”及从事苦力的各色人员。显然，“歇家”被佥派为仓役以后，便集仓役与商人于一体，具有双重身份。其仓役职责是“专管包囤、粮米进厫、修理仓墙”，这些职责充分利用“歇家”原来技能和功用，如“包囤”，作为曾为纳户或买卖囤贮粮米的“歇家”自然具有这方面的娴熟技能，而“粮米进厫”在“歇家”没有成为仓役之前已多为其所垄断，至于“修理仓墙”作为“歇家”也应是其常常需要涉及的。不仅如此，明代仓役“歇家”在这3个重要职能的基础上还延伸了其它职能，如检验米色等。明隆庆年间，温纯在其《纠监督主事疏》中写道：“据巡仓御史荆州俊，参论监督主事王显先，揭帖大都。谓显先日用所需取办歇家，即以歇家为心腹，收纳不必干元洁净，每船索银一两……因歇家张盛受指挥倪懋中银三十六两，因歇家郜继臣受千户何文银二十五两，因李儒受指挥白吉银六十六两，又盗留守前卫仓余米五十石，托郜继臣买银三十余两，托张泽盗虎贲卫仓米七十余石，为临仓内使国用挟买，每石止价银五钱八分，移怒于泽，令赔银三两五钱，且责十五扳，几至缢死等因……先将主事王显先革事，另选委主事一员暂署监督，一面行法司提各役审。”(33) 根据材料信息，可推断王显先是当时京仓“西新太平大兴仓”的监督主事，“歇家”属监督主事手下的仓役；从“以歇家为心腹、收纳不必干元洁净”来看，“歇家”的职责之一是检验米色；从“显先日用所需取办歇家”和“歇家”买卖粮米来看，“歇家”在充当仓役的同时，显然还兼营其作为民间“歇家”的其它营业，这再次证明了明代的仓役“歇家”具有双重身份的特性。此外，在明代仓役中，还有1项特殊的设置，即“下官歇家”，在通州额设25名，其职能是：“运官(粮解)于彼安歇，一应粮银板席未完俱应承任”。(34) 其中包纳白粮上仓的“歇家”，后来还演变为一种称作“引户”的仓役。万历七年，黄希宪疏陈白粮解运种种弊端时说：“一法立一弊生，外而衙蠹、包棍，内而部胥、积歇引户，每视粮解为奇货，今改为官解，未免拂其狼心，必多方阻挠。”(35) 那么“引户”的职责是什么？明崇祯十三年，给事中张元始疏陈白粮苦弊，言：“白粮每正米一石加耗五升，车脚银一两，未尝有亏百姓也。二十年前，粮解一名费银不过二百两，近年每费至一千五百两。夫充是役者，必选殷实良民领解来京，例赴鸿胪报名入朝，待以臣礼。今日费累百般苦，难枚举……而光禄供奉库引户，比照禄米仓例，解户白手交纳尤为省便也……白粮解运之苦，始领水脚既苦扣克，兑粮时派费多端；开运后，又苦船户之勒借，水手之挟诈……及至抵京，例由引户包纳，粮长不得自交，斛面浮米恣意索诈，缺额则官司专比粮长，不比引户。”(36) 显然这里“引户”的职责就是替白粮“粮解”交纳税粮，其职责与嘉靖时期的“歇家”一样，可确定“引户”是从为纳户提供住宿等各项服务的“歇家”演化而来的，其不同之处是嘉靖时期的粮解还可同“歇家”共同进纳，而此时只能把解运来的漕粮交与“引户”上纳，自己不得参与。且“歇家”演变为“库引户”以后，则由“光禄供奉”，正式变成了“仓役”的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