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纪念三中全会20周年，我写了一篇《三中全会前中央工作会议追记》。在写完其中第27节“散会”之后，觉得有必要写下自己参加会议后的体会，于是就有该文的第28节到33节。我认为这个会议是我加入中国共产党将近六十二年中出席和列席的、不算少的党的代表大会、中央会议和中央工作会议中开得最好的，也是给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个。在我补写的这后六节中，我概括地指出这个会议是“强调科学思想的会议”、“充分发扬民主的会议”、“倡导改革的会议”、“积极建设的会议”、“宽厚团结的会议”、“善于引导的会议”。现在我把其中有关强调科学思想和充分发扬民主的两节合在一起，改写成一篇文章向《炎黄春秋》的读者介绍。明年是“五·四运动”80周年。对于80年前的这个运动，现在学术界有各种议论。我仍持自己的老观点，高度评价它对中国知识分子和中国人民的启蒙意义，高度评价运动中提出的“德赛二先生”，高度评价在马克思主义传播中它所起的作用，高度评价它推进新文化的意义。我之所以从《追记》中只改写这两节，一方面是考虑《炎黄春秋》的篇幅，同时也有在纪念“五·四”前夕特别强调科学和民主的意思。
    （一）强调科学思想的会议
    在我所知道的党中央举行的重要会议中，在会前特别作了充分的科学准备，在会议期间充分运用科学思想、科学精神、科学态度解决实际生活中的重大问题的并不很多。1945年举行的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可以说是这样的一个。从1927年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这十年中间，在党中央领导机关中，发生过多次严重违反科学的思想占居统治地位的现象。尤其是1931年初到1934年整整四年中，这种反科学的思想统治了中国共产党全党，结果使中国革命事业遭受严重的损失。1935年贵州遵义会议后扭转了发展方向，但问题并没有彻底解决。因此在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中，党的高级干部研究六大以来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在1942年和在1943-1944年举行多次历史问题的讨论，随后起草《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并在七大召开前夕举行的六届七中全会上通过了这个决议。这就是说，这样一个对历史问题进行科学研究的工作进行了有三年之久，取得了成果，这才使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制定的路线方针有了坚固的科学基础，使党能坚定地走向民主主义革命的最后胜利。
    这一次中央工作会议的情况与党的七大的情况在强调科学这一点上从原则上是很相似的。稍远的情况姑且不说，在从1966年到1976年的时间内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长达十年之久。在这十年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犯了严重违反科学的政治错误，加上林彪、“四人帮”的破坏活动，结果使中国建设事业遭受严重的损失，使中国走在亡党亡国的道路上。1976年10月华国锋、叶剑英等同志决心粉碎“四人帮”，才使中国的命运有了转机。
    在“四人帮”被粉碎后的两年中既出现好的现象、好的趋势，也存在不好的现象、不好的趋势。
    好的现象是从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到1978年11月中央工作会议召开的两年中间，有大量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的高级干部被平反、摘去“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帽子，从“专政对象”的处境下“解放”出来，走上负责工作岗位（大批老干部复出，是一个经过好几年颇为复杂的过程。这样的事情从“文革”后期就开始了，在邓小平第一次复出时已解放了一大批，“四人帮”被粉碎后又有所进展。但是直到中央工作会议召开时还没有彻底解决。要把这个具体和复杂的过程描绘得很准确需要进行大量的调查和科学研究，写出系统著作。而直到现在没有这样的科学著作问世），同时在理论界，对在“文化大革命”中制造出的反科学的言论进行批驳。这些谬论包括按劳分配会导致新资产阶级产生、批判唯生产力论、实行所谓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认为发展经济会冲击无产阶级政治等等，总起来一句，就是要实行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理论界进行的在思想上理论上拨乱反正，也是一种好的现象、好的趋势。
    另外一个方面便是粉碎“四人帮”之后的党中央不敢否定“文化大革命”，反而要求“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继续搞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不但对“文革”前毛泽东说过的话不敢有任何议论，甚至把年老体衰、不能正常地工作和思考、与干部甚至高级干部不能见面交谈、甚至连话也说不清楚的、可以说已经处于昏愦状况下的毛泽东的所谓“决策”、所谓“指示”奉为神明，主张“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要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要始终不渝地遵循”。这样一种“两个凡是”竟成为粉碎“四人帮”后党中央的方针。在这种方针之下“文革”提出的许多错误观点、错误主张、就会被当作正确的东西，在干部和群众中继续广为宣传，给那些想继续搞“文革”中那一套的人保有一套“最高指示”的武器。那的确是很危险的，如果谁对这点还有点不那么相信的话，不妨读一下1977年8月12日讲的、1977年8月18日通过的华国锋在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在这个报告中指出：“毛主席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更加深入人心，成为亿万群众进行胜利战斗的光辉旗帜。”在这个报告中还继续引用毛泽东说过的“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产阶级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并且因为毛泽东说过“文化大革命”这种性质的政治大革命今后还要进行多次，在这个政治报告中也就把1966年开始、在这个十一大上宣布结束的那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称之为“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并且说“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的胜利结束，决不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结束。文化大革命这种性质的政治大革命今后还要进行多次。”党的十一大是“四人帮”粉碎后召开的大会，是揭批“四人帮”，决定永远开除“四人帮”党籍的大会，是宣布“文化大革命”结束的大会，是把邓小平选为党的副主席的大会，竟然说出这样的话。读到这样的话就会想到，如果不把“两个凡是”反对掉，就会一方面妨碍党和人民总结历史教训，一方面妨碍建设现代化社会主义中国的新思想新观点的形成和发展，中国的前途充满着危险。我们一定要强调在对待马克思主义上，对待中国社会、中国革命和建设上，对待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本人的问题上坚持真正的科学思想、科学精神、科学态度。
    于是检验真理标准的问题，就在中央工作会议的前夕提出来了，胡耀邦发起和推动实现了这件事。理论界的同志写出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并且在学术界开展了大规模的讨论。胡耀邦在1979年1月18日所作的《理论工作务虚会引言》中说的话完全符合历史情况。他说：“这两年的思想理论工作，就它的规模来说，就它的战斗作用来说，超过了建国以来任何一个时期，可以说是延安整风以后理论工作做得最出色最有成绩的两年。”两年来理论工作最后归结到真理标准问题的提出和讨论上来，中央工作会议可以说是这场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决战和取得胜利的阶段。
    读者们很可能注意到我用了这么多“科学”这个词，而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的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或者是拨乱反正这样的语言。我的意思同那些话的意思其实是完全一致的。我说的科学这个概念中既包括一般科学也包括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因为马克思主义无非是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指导下关于近现代世界发展的科学的社会学说，对中国来说无非也是关于中国社会发展的学说，它是科学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本身是随着时代的前进而发展的，而且是要与世界上各个国家各个地区的实际相结合的。就我国的情况看，1978年那个时候，与党的七大来比，时代不同了，任务不同了，但一定要在科学思想指导下工作这一条是不容违背的。在指导我国革命和建设中不但要有一般的科学，而且要有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不但要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要有作为社会主义革命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而且要有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我在“四人帮”被粉碎后曾经讲过这样几句话：宗教之为宗教就是要人膜拜它，法律之为法律就是要人们服从它，而科学之为科学就是要求人们去研究它、理解它，在自己的实践中去运用它。马克思主义既然是科学，就决不允许对它采取膜拜、服从的态度。
    当然我们强调的科学，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科学，还包括一般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在党的历史上，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军事科学就很重要。在遵义会议前，党中央所犯的错误中也包括违背军事科学的错误。军事科学不属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的范围，而在建设时期所需要掌握的科学知识就更多了。建设时期我们需要的科学的领域很广泛，即便是社会科学，也不能都包括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的范围之内，何况还有自然科学、思维科学和各种应用科学、技术科学，以及众多交叉科学、边缘科学呢。在社会主义建设工作中一定要讲求科学精神、科学态度。
    下面我想讲一点1978年那个中央工作会议前夕三位中央常委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重视马克思主义科学的历史事实。
    1977年4月邓小平给中央写信，针对“两个凡是”提出对毛泽东思想体系要有一个完整准确的认识。1977年7月16日到21日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恢复邓小平领导职务的决议。邓小平自告奋勇管科学和教育。政治局很快开会同意邓小平这个请求。就在政治局作出这个决定后的第三天，他与胡乔木、于光远、邓力群三人谈话中说，他不赞成在十一大报告中再写“唯生产力论”是“修正主义的谬论”这样的话，主张从现在开始应该倒过来说这个话。他表示，于光远主持写的那本反对批判唯生产力论的书的文稿他已看过一遍，认为可以出版（这个意见7月27日同方毅、李昌的一次谈话中又说了一遍，并说他还想再看一遍）。也就在同一次谈话中他肯定国务院研究室发表出来的关于按劳分配的文章，但认为写得还不大胆，希望改得更好（后来冯兰瑞同志执笔改了）。1978年5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光明日报》上发表后有截然相反的看法，他针对这个情况说，你们社会科学院是理论机构，在理论上不能让步，我不劝你们在理论上迁就，迁就就会失去原则。1978年8月19日，邓小平又说起理论问题，他说，“问题主要是由两篇文章引起的，一篇是讲真理标准的，我说过这篇文章是马克思主义的，是驳不倒的，我是同意这篇文章的观点的，但是有些人反对，说是反对毛主席，帽子可大啦。另一篇是讲按劳分配的。我看了，先念同志也看了，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文章。”这时离中央工作会议召开只有一个多月了。
    接着就有叶剑英向中央常委提议召开理论务虚会的事情了。叶帅这个建议是什么时候提出的，我没有看到标明这个时间的材料，但肯定是在1978年9月下旬。我的根据是叶剑英提出这个建议是听了国务院务虚会之后受到那个会议的成功的启发而提出的，而国务院务虚会李先念的总结是1978年9月9日作的。另外叶剑英的建议又是在《红旗》杂志社写了一篇文章向中央常委请示后提出的，这也是9月间的事情。胡耀邦在1979年1月写的《理论工作务虚会引言》中写道：“去年（指1978年）思想理论战线一个重要发展，就是开始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这就引起了我国思想理论战线上的一场风波……去年9月《红旗》杂志社写了一篇《重温〈实践论〉》的长文，文章送到中央常委，叶剑英建议中央召开了一次理论务虚会”。这个《引言》应该说是叶帅提出这一建议时间的可靠的文献。
    叶帅还向中央提过一个建议，主张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印发到全国，可见他如何重视这个理论问题讨论。
    邓小平十分重视叶剑英的建议，提出开这样的会“索性把问题摆开，免得背后讲。”邓小平说的“摆开”、说的“免得”是针对着当时没有放弃或者没有完全放弃“两个凡是”的领导人。而且在邓小平同韦国清的谈话中又可以看出，这样的会会很快地召开。后来决定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中央工作会议原先的议题主要是讨论经济工作问题，但是这时开这个会议完全可以去实现邓小平“摆开”的想法。也就是说叶帅提出的理论务虚会的任务，事实上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实现了。思想问题、组织问题的解决更是超出理论务虚会的范围。
    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会议参加者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得非常热烈，并且与反对和抵制真理标准的同志进行面对面的讨论、进行尖锐的争论。这方面的争论为解决当时的实际问题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中央工作会议的成就又超过了理论务虚会的作用，又证明了理论对实际的巨大作用。因此在会议期间，邓小平在与胡耀邦和我的谈话中在讲理论问题的重要性这个话题时讲：这个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越看越是个政治问题。这个意思后来在闭幕会议讲话中也讲了（见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