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后期，美国总统罗斯福曾提出在中国组建联合政府的构想，并一度为此作过努力，对当时的中国政治特别是国共关系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然而，关于罗斯福提出这一构想的具体情况及其原因，特别是它与中共联合政府主张的关系及其异同等问题，目前似尚无专文研究。为此，本文试就上述问题作一粗浅的探讨。
    一、罗斯福“联合政府”构想的提出
    1943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重大进展的一年，苏联红军在库尔斯克会战的胜利，日军在太平洋战场上的节节败退，尤其是意大利军队在北非和苏德战场上惨败，严重激化了该国日益尖锐的政治经济危机，意大利法西斯孤注一掷的穷兵黩武政策最终导致逐墨索里尼下台的政变，成立以巴多格利奥为首的新政府，公开退出法西斯同盟，并向德军宣战。这标志着轴心国阵营已开始瓦解，它对世界影响是深远的。同年10月30日苏美英三国外长在莫斯科会议上发表的关于意大利的宣言中，明确指出对意大利政策是彻底铲除一切法西斯主义，让意大利人民拥有一切机会建立以民主原则为基础的政府和其他机构，并且认为“罗致意大利各阶层中一向反对法西斯主义的代表人物，借使意大利政府为更民主化实属必要。”（注：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编《国际关系史资料选辑》（现代部分）下册，第172页。）莫斯科会议是德黑兰会议的预备会，在此次会议上首次以宣言形式提出将来在意大利成立联合政府的构想，实际上是经过苏美英三国首脑同意后签订的，这说明战后在各反法西斯国家成立民主政府已成为他们的共识，以后南斯拉夫、法国、意大利等国联合政府成立就是在苏美英三国政府的推动下形成的。1943年11月22日至26日，中美英三国首脑蒋介石、罗斯福、邱吉尔在埃及首都开罗召开会议，商讨有关反法西斯战争事宜，此即著名的开罗会议。会议期间，罗斯福因对此前不久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使当时的国共关系一度处于紧张状态，影响对日作战深表不满，决定利用与蒋介石面谈的机会亲自表示他对中国局势的忧虑，劝蒋介石与中共合作建立联合政府以消除纷争，共同抗日。对此，曾参加过开罗会议的罗斯福之子伊利奥·罗斯福说：开罗会议期间，罗斯福私下对他说：“我对蒋氏政权性质表示不满。我告诉他这种政府决不能代表现代的民主，我告诉他必须在战争还在进行的时候与延安方面握手，组织一个联合政府。”（注：伊利奥·罗斯福《罗斯福见闻秘录》第155页。）据伊利奥·罗斯福解释，罗斯福试图按照美国的民主政治模式改造国民党一党专制政府，在这改组的更为民主的政府的保障之下，尽可能迅速地举行全国普选。在此以前，罗斯福也曾建议蒋介石“中国宜早施行宪政，国民党退为平民，与国内各党派处于同等地位，以解决纠纷……”（注：转引自《黄炎培日记》。）可见他在开罗会议上提出联合政府的构想并非一时的冲动之举，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正因为如此，当年开罗会议上蒋介石要求罗斯福向英国施加压力归还其在香港、广州、上海等地的割据地以及租界时，“罗斯福也以组织国共统一政府为条件，允为努力促其实现”。（注：（台）《蒋总统秘录》，第13册，第117页。）
    1944年春季，日军发动了豫湘桂战役。此时，日军在太平洋战场上节节败退，而在中国战场上却恰恰相反，仅以5-6万的兵力就把国民党几十万军队打得落花流水，溃不成军。短短几个月中，国民党相继失去了河南、湖南和广西的大片国土。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和军队的虚弱暴露无遗。广大群众对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及其军队越来越失去信心，国统区的民主运动进一步高涨。与国统区的情况相反，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影响却越来越大。所有这些再次引起罗斯福总统的严重关注，并不得不采取进一步的行动。
    1944年6月21日，即在长沙沦陷的第三天，罗斯福派副总统华莱士访华，目的之一即是转答他对国共关系问题的看法，说服蒋介石与中共合作。华莱士对蒋介石说：罗斯福总统曾谈及中国共产党，认为共产党人和国民党人终究是中国人，他们基本上是朋友，朋友之间总是有商量余地的。（注：《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一辑，第573页。）由于亲自了解到中国的情况，华莱士回国后，他向罗斯福汇报时说：“现在，除了支持蒋介石外，似乎没有其他选择。……不过，我们可以在支持蒋介石的同时，通过各种可能的途径对他施加影响，使他在中国进步人士的指导下采取能唤起民众支持，能使中国在作战方面有新的起色的政策。”（注：《中国通--美国一代外交官的悲剧》，第139-140页。）他主张“对蒋介石的支持现在‘应当具有足够的灵活性’并赶快敦促国共合作，建立联合政府。”（注：转引自《文献与研究》汇编本1984。）
    1944年7月4日，美国驻华大使高斯派参赞乔治·艾奇逊与孙科会谈，提出如下建议：由委员长召集（包括中共在内）所有派别和他一起组成军事委员会最高统帅部，呼吁他们和他共同承担责任，采取有效军事行动，以拯救国家尚存地区，并向他们充分保证他不再希图以军事手段解决一切中国内部政治矛盾，号召他们和他共同制定并实行一项联合作战计划，同时呼吁人民恢复抵抗重建统一战线。（注：谢伟思：《美国对华政策》，第78页。）8月9日，高斯再次派艾奇逊同孙科会谈，探询他的态度。8月31日，高斯亲自出面，直接向蒋介石阐述了美方意见。高斯表示目前应该“使其他党派中有资格的代表来参加并分担政府的责任”，并再次敦促蒋氏成立联合军事委员会。（注：《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一辑，第585页。）9月9日，美国国务卿赫尔致电高斯：“请向蒋说明总统与我及你的建议既合理又切实，并值得予以审慎的考虑……热望在一个坚强而能容忍的有代表性的政府领导之下，中国人民能发挥并运用他们的精神和物质资源去进行抗战和建立持久的民主和平，并为达到目的，党派的分歧意见可以而且应该消除而发展成为理性之上的联合。照我们的信念，达到目的最有效的机构是一个在蒋介石领导之下，握有完全权力的代表中国一切有力分子的委员会或其他组织。”（注：《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一辑，第586页。）由此可见，高斯的行动代表了罗斯福的想法，是罗斯福的“联合政府”构想的具体实施。高斯在接到赫尔的回电之后，再次与蒋介石会晤，陈述中国组织联合政府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并重申美方的态度：“在发生危机的时刻，组成全民政府是常常采用的方法。”（注：谢伟思：《美国对华政策》，第83页。）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以罗斯福为首的美国政府在中国抗日战争后期提出了在中国成立联合政府的构想，是有一个演化过程的，他比较一贯地坚持了这一立场，也曾多次为此作出努力。这可从他逝世前不久和斯诺的一次谈话中看得出来，他说：“中共1944年11月10日提出的五点方案是完全合理的，而蒋的三点方案是十分荒谬的意见。”（注：裘克安编《斯诺在中国》，第172页。）这里的“五点方案”是指中共与赫尔利达成的关于成立联合政府的方案，该方案为蒋介石所拒绝。在这次谈话中，当斯诺问及罗斯福能否支持共产党政府时，“总统果断地把头往后一扬说：‘这个嘛，我一直在和那里的两个政府合作。我打算一直这样做下去，直到我们能够把他们联成一体。’”（注：《在中国失掉的机会--美国前驻华外交官约翰·S·谢伟思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报告》，第348页。）这里需要指出的是，罗斯福“联合政府”构想的实质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战争态势的变化而变化的，这一点后面再作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