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春，国统区豫湘桂战场大溃退，引起了罗斯福的极大震动，为了避免国民党政权垮台以后，在华出现抗日力量的断层，因此有必要物色其他抗日集团，这便加速了美国政府要与中共建立联系的步伐。副总统华莱士访华的主要目的之一是劝逼蒋介石同意美军观察组赴延安。
    对于国统区军事危机的根源，谢伟思在1944年6月20日为华莱士起草的《中国局势和关于美国政策的建议》中一针见血地指出：“民主改革是中国军事上、经济上和政治上所有问题的关键所在。”（注：谢伟思著《美国对华政策》，第278页。）他认为挽救中国当前危机的设想，不应把宝完全押在国民党身上，应依靠美国力量，影响国民党内的自由分子、共产党及其他民主人士，逼迫蒋介石改组政府。“我们必须设法帮助扭转当前崩溃趋势，并把中国从军事上消极无为的状态中唤醒起来。这些只能通过加速中国民主的政治改革来实现。我们必须在中国民主化进程中起催化剂的作用。只要我们谨慎地施加影响，就能够实现这些目标，而我们迄今一直未有意识、有步骤地使用这种影响。民主改革并非一定意味着要推翻委员长或国民党。相反，如果他们看到这一点的话，他们的地位将得到改善，中央政府的稳定将得到增强。中国现有的民主势力将得到加强，国民党内的反动独裁倾向将发生改变，一个多党派的统一战线政府可能出现。”（注：谢伟思著《美国对华政策》，第282页。）美国为避免被指责为帝国主义，实现中国民主化只能靠中国内部的力量，不能由任何国家强加于中国，美国政府的任务是“以间接的、经常是谦逊的方式运用我们的政治影响，并向国民党和中国人民表示我们对民主的善意和严肃关注。”（注：谢伟思著《美国对华政策》，第283页。）从谢伟思的报告中可以看出他建议美国政府应以间接方式向中国民主派施加影响，而派遣观察组去延安则是向中共施加这种影响的重要步骤。因此，关于联合政府问题，将很自然地成为谢伟思与中共领导人谈论的话题之一。在1944年8月23日，毛泽东与谢伟思第一次长达8个小时正式谈话中可以清晰看到。当毛泽东指出蒋介石是由单一政党、仅仅90名国民党党员选为总统，他连希特勒都不如，没有做总统的合法性，希望美国帮助中国实现民主化时，谢伟思“提及了许多关于中国统一以及我们希望在所有国家发展民主的美国官方声明。”（注：谢伟思著《美国对华政策》，第219页。）在谢伟思这些谈话里肯定包含有罗斯福“联合政府”的构想，对于该点，毛泽东曾有明确说法，9月1日，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上他首次把联合政府问题提出到会上讨论。他当时特别指出：谢伟思告诉我，美国政府有电令给高斯大使，要促成中国建立一个容纳广泛代表性各党各派代表会议，成立联合政府，共同抗日，将来建国。（注：毛泽东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发言记录，（1944年9月1日），载《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这表明毛泽东已获悉美国政府对华政策是希望中国出现多党联合执政的格局。对此，中共认为用联合政府的提法，不仅迎合美国政府的政治需要，而且也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同时，又可以作为抽打国民党政府的鞭子，逼蒋介石改组政府，改变前一段时间重庆谈判时的僵持局面。根据毛泽东在会上讲话精神，9月4日，周恩来以中共中央名义拍电报给在重庆谈判的林伯渠、董必武、王若飞，指示他们：“目前我党向国民党及国内外提出改组政府主张时机已经成熟，其方案为要求国民党立即召集各党、各派、各军、各地方政府、各民众团体代表，开国事会议，改组中央政府，废除一党统治。然后由新政府召开国民大会，实施宪政，贯彻抗战国策，实行反攻，估计此项主张国民党目前绝难接受。但各小党派、地方实力派、国内外进步人士，甚至盟邦政府中开明人士，会加赞成。因此，这一主张，应成为今后中国人民中的政治斗争的目标，以反对国民党一党统治及其所欲包办的伪国民大会与伪宪。”（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第580页。）在该指示下，林伯渠于9月15日国民参政会三届三次大会上公开首先提出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该建议一经提出，极大地振奋了人心，得到各民主党派和全国各阶层人士的积极响应，成为全国人民共同的奋斗纲领，从而把国统区的民主宪政运动推向了以成立联合政府为中心内容的新阶段，极大地动摇了国民党统治的基石。
    与此同时，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了根本性的进展，在欧洲，德国法西斯陷于苏联红军与美英盟军东西铁钳夹击之中，被占领国家纷纷解放，南斯拉夫、法国、意大利等国成立多党派民主联合政府。“比利时也在民主基础上成立联合政府，共产党人第一次入阁”。（注：《新华日报》1944年9月28日。）欧洲各国纷纷成立联合政府的消息接二连三地传入国内，对国民党一党专政也造成了强烈冲击。可是，蒋介石违背历史潮流，在1945年3月1日公然表示“改组政府就是推翻国民政府”，拒绝建立民主联合政府，从而使他在政治上空前孤立，国统区人民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宪政运动更加高涨，中共由此获得意想不到的政治收获。毛泽东对此，在1945年3月31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讲话时指出：“联合政府是具体纲领，它是统一战线政权的具体形式。这个口号好久没想出来，可见找一个口号、一个形式之不易。这个口号是由于国民党在军事上的大溃退、欧洲一些国家建立联合政府，国民党说我们讲民主不着边际这三点而来的，这个口号一提出，重庆的同志如获至宝，人民如此广泛拥护，我们是没有料到的。”（注：《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版，第101页。）
    应当指出的是罗斯福“联合政府”构想和中共“联合政府”主张是有原则区别的。第一，两者的根本出发点和目的不同。前者主要是为了巩固蒋介石国民党这一大资产阶级政权，其根本目的是为了美国在华的根本利益。而后者是从中国人民的强烈要求和根本利益出发的，目的要从根本上否定国民党一党专政独裁统治，为建设新民主主义新中国创造条件。第二，罗斯福的“联合政府”构想前后有较大的变化。从开罗会议到赫尔利来华之前这段时间内，基本上为压蒋联共方针，在赫尔利来华之后，其“联合政府”构想是以坚持巩固蒋介石的领袖地位为条件的，采取扶蒋压共的政策，其后更是走上了扶蒋反共的道路。而中共联合政府的主张在涉及到人民的根本利益时寸步不让，为了人民的根本利益，中共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为联合政府的实现作出了艰难的努力。同时，还应指出的是：中共中央领导人在抗日战争时期，十分重视盟国领导人的务实见解并及时加以吸取，充分说明了中共中央领导人放眼世界，并不像某些人所认为的那样，中共中央在山沟里，不知外面世界的状况，是一个封闭式的保守政党。在决定中国命运与前途的重大问题上，就是说在中国是实行各抗日党派和各阶层人士成立联合政府，把中国引向光明，还是继续实行国民党一党专政，把中国引向黑暗这个根本性问题上，中共领导人能够海纳百川，吸收盟国领导人的真知灼见，这充分说明中共是一个开放的政党。这个传统一直发扬到今天，具有了更大的历史与现实的进步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