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罗斯福“联合政府”与中共“联合政府”主张的关系
    为了说明两个“联合政府”主张的关系，有必要对中共联合政府主张产生的时间与背景作一考察。
    抗战期间，国统区发生了几次民主宪政运动。1943年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遭到了国内外进步人士的强烈谴责，迫于舆论压力，国民党不得不有所收敛，并许诺“准备实行宪政”。在这种气候下，一度低落的民主宪政运动又活跃起来。这一次的民主宪政运动已不是一般的反对国民党的专制独裁，要求立法，实行宪政，而是矛头直指国民党的现实统治权，要求国民党放弃十余年来的特殊统治地位，对其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各方面进行彻底的改革。为了引导民主宪政运动朝正确方向前进，中共中央首先决定党要参加这一运动，为此，中央政治局专门作了一个指示：《关于宪政问题的指示》，决定“我党参加此种宪政运动，以期吸引一切可能的民主分子于自己的周围，达到战胜日寇与建立民主国家之目的。”同时，该指示还认为国民党之允诺抗战结束后一年内实行宪政，只不过是在国内外形势逼迫及舆论要求下，借以拖延时间，欺骗人民的花招。并且指出：只要允许人民充分讨论，就有可能冲破国民党的限制，使民主宪政运动向前推进一步。（注：《中共中央文件选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第12册，第427页。）至于推进到什么程度，指示没有说明，可见此时，中共尚没有形成联合政府的主张。这一主张的最终提出有待于形势的进一步发展。
    1944年5月11日起，国共双方开始又一轮长达四个多月的谈判。在此段时间里，中共向国民党所提出的政治条件始终是如下三点：一、请政府实行民主政治与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及人身自由。二、请政府开放党禁，承认中共及各抗日党派的合法地位，释放爱国政治犯。三、请政府允许实行名符其实的地方自治。（注：《中共中央文件选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第12册，第594页。）中国共产党丝毫没有提改组政府，实行民主联合政府主张。而对中共所提三项条件，国民党代表认为太抽象，拒绝加以讨论。1944年7月26日，在中共欢迎美军观察组直赴延安考察的晚宴上，约翰·谢伟思还特意向毛泽东询问国共两党在重庆谈判的进展如何？“他说没有什么进展，国民党目前还不让林祖涵（林伯渠）回来。”（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党史通讯》1983年20-21期，第9页。）可是到了同年8月26日，周恩来在与谢伟恩的谈话中表示：鉴于国民党在目前的谈判中曾以“过于抽象”为理由拒绝中共关于民主的要求，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准备考虑向国民党提出改组政府的建议。（注：谢伟思：《美国对华政策》，第220页。）由此，可以认定中共联合政府的主张大致形成于这一时期。
    为什么中共在短短一个月时间里就会提出这么新颖、振奋人心的政治主张呢？目前史学界存在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一种认为联合政府的主张是中共独立提出的，根本没有受到美国政府的影响。另一种认为中共该主张是受到了美国的影响。孰是孰非，莫衷一是，笔者较倾向于后者。一方面，当时国民党当局无理拒绝中共要求，迫使中共寻找对策，考虑怎样提出更加明确具体的民主要求，以使各党派及全国民众普遍乐于接受；另一方面，又与美军观察组赴延安有关，尤其是谢伟思与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谈话有直接影响，这些谈话对中共提出联合政府主张具有催化剂的作用。
    在这里有必要提及谢伟思、戴维斯等美国驻华大使馆的工作人员，他们的真实记录及对美国国务院建议为美国政府制定正确对华政策大有裨益。谢伟思、戴维斯二人出生于中国四川，青少年时代在中国受教育，能说一口流利地道的中国话，是当时美国驻华大使馆里的“中国通”。他们对国民党政治腐败、消极抗日极为反感，力主中国实行民主政治、派军事观察员去中共根据地了解情况。早在1942年，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曾多次表示欢迎美国政府代表到中共抗日根据地设立联络机构，戴维斯及时地把这一消息告诉当时在重庆访问的美国总统特使劳克林·柯里，询问我们是否可以去，但他没有表态。（注：《美国对外关系：外交文件集》1942年中国卷，第227页。）1943年1月23日，谢伟思趁回国述职的机会再次向国务院提议派代表赴中共控制区，这样可以了解“中国共产党的军事力量和经济力量如何？他们对同盟国作战大概有什么价值？”如果没有准确情报“要鉴定内容不一致的报告并作出一个重要判断极其困难”，而当前美国不熟悉共产党情报又如何能制订正确的对华政策呢？（注：《美国对外关系：外交文件集》1943年中国卷，第197-199页。）戴维斯在3月16日报告中也持该观点，他们的建议得到了美驻华大使高斯和史迪威将军的支持，史迪威在日记中写道：“如果他们的意见被听取……那我们就好了。”（注：《史迪威在华使命》，1953年华盛顿版，第367-368页。）
    1943年11月底，戴维斯参加了开罗会议，会议期间，罗斯福已对蒋介石很失望，他公开谈到如果蒋介石失败的话，“我们要物色别人或别的集团，坚持下去。”（注：《中国百年外交风云录》，第117页。）在听到罗斯福的这番话后，戴维斯再三坚持要派一个观察组去红色根据地，他在给对总统有影响力的两个人物--柯里和霍普金斯的报告中，指出“我们应该避免死心塌地支持蒋介石，我们应当有所准备，能够在战时和战后适应中国可能出现的改组”。（注：《美国十字军在中国》，第142页。）“我们需要趁着还受共产党欢迎的时候，立即派一个军政观察员代表团到共产党中国去收集敌人的情报”，在那儿“开展一些有限的行动”，不过，最主要是通过派遣观察组来开始中共与美国政府的正式接触，从而打破蒋介石封锁所造成的中共孤立的局面，避免中共在孤立无援情况下投入俄国人怀抱，在政治上拉拢中共，“削弱【其】依附俄国的趋势，同时又能遏制蒋介石试图以内战消灭共产党的愿望。”而派遣观察员到中共抗日根据地，无疑表明美国承认中共存在的合法性，这无论如何是国民党政府所不能接受的，“通过正常的外交和军事渠道是不可能获得蒋介石的允许的，应当由总统直接向他提出要求，要是蒋介石一开始就加以拒绝，总统可以运用我们足够的讨价还价的力量来制服他。”（注：《中国通--美国一代外交官的悲剧》，第129-130页。）霍普金斯和劳克林·柯里按照戴维斯想法向总统提出上述建议，果真不久，罗斯福采纳了该建议，他亲自向蒋介石提出派一代表团去华北的要求，但蒋氏既未表示同意也未表示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