弃工学文，踏上清贫寂寞的历史学者之路
    迟云飞：戴老师，我受《中国文化研究》编辑部的委托就有关学术问题向您请教。据我了解，您上大学先是学工科，中途又转学历史，这在历史学家里面是很独特的经历。
    戴逸：是啊。说起来已经60年了，令人感慨，真是往事如烟啊。这要从我童年时代的成长环境说起。我生于江苏常熟，常熟是个文化底蕴丰厚、名人荟萃的地方。晚清光绪皇帝的老师、状元翁同龢就是常熟人。清朝大学士蒋廷锡的府邸就在我家旁边。我小时候，家里的一条街上还有不少“进士第”。家乡的人以他们为骄傲，也使我对历史上的人和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也许，我喜欢历史的种子在那时候就已经种下。等到上了小学，能读书的时候，我喜欢上了连环画。那时候，我家乡有许多出租“小人书”谋生的人，他们挑着担子走街穿巷，担子中有各种各样的“小人书”。家里每每给我的几个铜板，都用在了租书上。我最感兴趣的就是历史故事，如《东周列国志》、《三国演义》、《说唐》、《西游记》、《水浒传》等等。每本历史故事书，我总是津津有味地看了又看，爱不释手。在这些租书人中，有一位既租书，又会“说书”，他能把历史故事说得神采飞扬，栩栩如生。
    今天回想起来，小人书里讲的故事有许多是不可信的，可是大多数中国人的历史知识，恐怕都是来自演义、戏曲和小人书之类的通俗作品，它对人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如果有人问我，你怎么喜欢上历史的，我将回答，最初是受了连环画的影响，它是我最早阅读的历史书，而那位租书人就是我的启蒙老师。尽管小人书里的历史知识并不准确，但唤起了我一种特殊的兴趣和爱好。若没有童年的这段经历，我对历史的兴趣也可能会长眠心底。
    中学时代，语文和历史是我最喜爱的课程。学校的课本已不能满足我的读书欲，就去寻找课外读物。当然年纪稍长，已不会再去找连环画了，而是寻找各种古籍书。常熟文人荟萃，藏书楼很多，我家对面就是江南有名的藏书楼，即瞿家的铁琴铜剑楼。我读中学已是抗战时期，由于战争的破坏，经济萧条，藏书楼已风光不再，但是，街市上还保留了几家小小的古籍书店。书店里摆着各种线装书，书店的老板允许人们在那里随便看书。书店里书虽然不多，也没有什么很宝贵的版本，但对于一个中学生来说已是极丰富的宝库了。书店没有座位，只能站着读，我就这样贪婪地站着读各种经史子集、诗文词曲，尽管是生吞活剥，一知半解，但我感到新鲜有趣。有时候碰到特别喜欢的书，就想方设法买下，日积月累，到高中时，我居然也拥有了自己的一个小小书库。我虽不是有意去寻求知识，但书籍中展现的我国悠久古老的文化，我们祖先披荆斩棘创造生活的精神，深深地吸引了我，使我获得了精神上的满足和享受。
    我高中时代记忆最深的是教授中国文学史课程的老师杨毅庵先生。杨家是常熟望族，族人杨崇伊是戊戌变法时奏劾康有为的保守派。杨毅庵先生是无锡国学专修馆的高才生，有家学渊源，对中国古代诗文极有造诣，他讲授的中国文学史课程非常精彩，指点文章，论说千古，把我这个16岁的孩子听得如痴如醉，十分入迷。杨先生对我的用心学习似乎也很欣赏，要我在中国人名大辞典和其他书籍中查找古代文士诗人的小传，汇集成册，用钢板刻印后，发给同学们参考。不久我成了杨先生的义务“助教”，帮他查找资料，抄写作品。他也悉心教授我古文作业。每到寒暑假，我几乎每天上午都到他家中补习课程，他为我和其他学生讲授《左传》、《诗经》、《荀子》、《庄子》和《昭明文选》。他的讲授，清晰细微，一篇文章立意之新，用笔之妙，炼句之工，用字之切，讲得头头是道。他讲授时精神贯注，口若悬河，还能运用古人吟诗诵文的方法，琅琅吟诵。尤其是读词赋和读骈体文，平仄对仗，神妙之至，我们最喜欢听杨先生吟诗诵文，抑扬顿挫，声遏行云，真正是美的享受。
    在杨毅庵先生将近三年的指导下，我高中时代就接触到经史子集各部类的书籍。“人生难得一恩师”，杨毅庵先生是我故乡小城的普通文士，清贫一生，终身以教书为业。我从他那里学习所得最为丰厚。至今我每逢教师节总要想起杨先生对我的殷殷教诲，他帮助我奠筑了历史研究的知识基础，是我在学术领域的第一个领路人。我总想写一篇纪念杨毅庵先生的文章，惭愧的是我只知道他的姓名，略知他的家世，关于他的事迹，当年竟不闻不问，一无所知，连他的岁数也不知道。前几年几次向往日同学们打听杨先生的事迹，也无人知晓，纪念他的文章一直未能动笔，令我深以为憾。
    迟云飞：我注意您早年的作品还有散文。
    戴逸：中学的时候，我尝试写散文随笔，在《常熟日报》等报刊发表过《春》、《谈扇》、《爱山篇》、《送毕业同学序》、《投考记》等文章。
    尽管我非常喜爱历史和文学，但我高中毕业时并没有报考文科。那时重理轻文的风气很重，学理工科比较容易找到一份养家糊口的职业。还有就是日本占领的上海，许多大学都迁到了内地，上海没有好的文科大学。在这种情况下，我考入了上海交通大学。可是，在上海交大学习期间，那些理工科课程我总是格格不入，我还是喜欢历史和文学，真是“身在曹营心在汉”，感到很苦闷，内心十分矛盾。抗战胜利后，1946年夏，北京大学在上海招生，说来真是碰巧，考场就在上海交大，而且就在我的宿舍楼下。一种强烈的冲动促使我去试一试，结果我被录取了。我在交通大学两年后就可毕业，现在却要上北京大学的一年级，从头开始要读四年，岂不是太亏了？我的同学、朋友、亲戚多数劝我不要去北大，我确实很犹豫。但是对文史专业的向慕，对北京大学的仰望，又使我情不自禁地想远走北京。经过反复的考虑，我决定放弃上海交大的学籍，到北京大学学习历史。我的人生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在那个时代，学工科毕业好找工作，收入也会比较高。但从童年时代起的兴趣和爱好，却使我走上了清贫寂寞的历史学者之路。可以说，爱好是最好的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