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重农轻商。康雍乾时期，政府认为工商生产不是社会的根本，控制工商业。能够挣钱的行业都被控制，重要的有利可图的都被政府控制，不让大家经营，更谈不上竞争。如对外贸易、盐业等，都只有经过政府批准的商人才可以经营。商人挣的钱大多要上交给政府。在思想观念上，鄙视商人。在当时社会地位的高下依次是士、农、工、商，士的社会地位最高，商人的地位最低。这与外国鼓励航海、鼓励工商不同。在西方国家，工商业者可以形成独立的力量，中国的工商业者则始终要依附于清朝政府，这对中国进入近代社会起着消极的作用。康雍乾盛世，中国国力世界第一，但这只是生产总量第一，而非人均。从人均来讲，英国、法国已经走在前面，他们是全面发展，与中国不同。
    三是禁锢思想。中国自从汉代武帝以来就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宋朝以后进而发展成理学，其中有许多落后的东西，思想中生动活泼的东西被扼杀。有清一代，思想的禁锢前所未有。统治阶级大兴文字狱。议论时政、撰写史书，往往带来杀身之祸。像我写乾隆时代，他的文字狱简直没什么道理，甚至歌颂清朝的人犯了“讳”，也会招来杀身之祸。于是，人们噤若寒蝉，思想上难以解放，更谈不上活跃。偶尔有学者或者思想家表达自己的观点，也是曲折隐晦地表达，如《红楼梦》。这对思想的发展极为不利。相反，这一时期，法国百科全书派正在兴起，伏尔泰、卢梭、狄德罗等启蒙思想家对法国乃至欧洲人民的思想进步都有极大贡献。思想发展趋势上的不同，使得以后社会的发展状况有了根本区别。
    四是轻视科学。中国古代科学曾经非常发达，但是后来逐渐萎缩。科举考试考的只是四书五经。自然科学被排斥在科举之外，被认为是奇技淫巧，不能登大雅之堂。古代数学书已经失传，在乾隆编辑《四库全书》的时候才发现。而17、18世纪，西方的自然科学迅速发展起来，涌现出伽利略、牛顿等一大批杰出科学家，为西方社会的近代工业革命提供了知识源泉。
    一句话，康雍乾社会并非全面发展，只是某些方面强大。一个社会的健康运行需要各个部门、领域相互配合协调发展，农业、工业、商业、科技、思想等各方面，齐头并进，相互推动，相互促进。否则，一个领域上不去，就一定会影响别的领域也上不去。这是康雍乾盛世潜伏的根本危机所在。
    老骥伏枥：圆梦大清史
    迟云飞：我知道，2002年8月，国家清史编纂工程正式启动，您受命担任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这样您近10年的主要工作就是编纂新的清史。您能说说编纂清史的意义吗？
    戴逸：好。我国有修史的传统。中国的历史纪录连续不断，这在世界上是少有的。一个朝代灭亡后，新朝即为前朝修史，这叫“易代修史”。我国有“正史”之名的纪传体史书共25部，系统详细地记录了数千年的中国史。这是先人留给我们的珍贵遗产，是我们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是人们了解历史、研究我们国家和民族发展沿革的全书，是建设现代中国的智慧宝库。以史为鉴，资政育人，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应有之义。
    二十五史至《明史》而终，不包括清代历史。清朝自满族入关至宣统逊位，统治中国长达268年，时间跨度长，内容丰富，史料繁多，而且与我们的现实生活紧密联系、息息相关。因而清史的地位和价值十分重要。当代面临的许多重大问题，如经济建设、政治改革、文化发展、中外交往以及人口问题、宗教问题、边疆问题、生态问题、城市化问题、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等等，都各有其历史渊源，都要追溯到清代才能够了解问题的根由。因此，编纂一部详尽的高水平的清史是全面了解祖国历史、科学分析中国历史发展道路的需要，也是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正确认识中国国情、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需要。
    清亡后，继起的北洋政府于1914年开设清史馆为清朝修史，但因战争频仍、经费拮据和政权更迭等原因，没有正式成书前即仓促杀青，故名为《清史稿》。该书有一定的学术价值，但修撰者大多是清朝遗老，往往站在清朝的立场上说话，在许多问题上记载失实，讹误甚多且评论不公。如对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就抱着贬抑的态度，比如《清史稿》里面提到孙中山的只有一处，就是清政府通缉他的时候。因此，国民政府将它列为禁书。此后台湾当局亦欲再修清史，但限于人力财力及缺乏史料，仅修补了《清史稿》之一部分，近年来又作《清史稿校注》，订正了《清史稿》中的许多谬误疏漏，而再修清史之工作始终未能启动。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几代国家领导人都十分重视清史的纂修。建国以后，董必武曾建议纂修清史，得到毛泽东的赞同。50年代末，周恩来总理曾委托吴晗同志考虑纂修清史的规划，后三年困难时期暂行搁置。1965年秋，周总理委托中宣部周扬负责组成了以郭影秋为首的七人清史编纂委员会，其中有我，并在中国人民大学建立清史研究所，作为编纂清史的机构。因不久发生文化大革命，修史计划又告夭折。十年动乱结束后，邓小平转下一封建议纂修清史的信件，学术界又曾筹议纂修清史，并初步拟订了编纂规划。但当时刚刚改革开放，百废待举，难以顾及修清史之事，故此议再度被搁置。由此可见，纂修清史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殷切期望，也是几代史学家努力不懈的奋斗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