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云飞：后来您的研究就逐渐转到清前期了。
    戴逸：是的。文革开始，我被打成黑帮，以后人民大学解散，我们教职员都下放到江西余江五七干校劳动。我当时40出头，精力充沛、思想成熟，正是搞研究的黄金时代，我有八九年与书本绝缘，太可惜了。1973年我们返回北京，因为人民大学没有复校，我们被分到北师大，在北师大内建了一个清史研究小组。当时正值中苏边境冲突的珍宝岛事件之后，中苏两国举行边界谈判，苏联有历史学家带着档案来谈判，可我们没有。外交部就希望历史学界开展边界问题的研究，以为谈判时的参考。我选择了“中俄尼布楚条约”这一课题。我用了四年时间，对条约签订的背景、谈判情况、条约文本和争议问题作了详细的研究，写成《一六八九年的中俄尼布楚条约》一书，1977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我的第二部代表作，这部书写于中苏边境冲突之后，带有明显的政治性。但我努力保持冷静客观的立场，力求从学术上研究中俄东段边境的沿革。当然，当时苏联已公布不少档案资料，充当翻译的两位外国传教士张诚和徐日升的日记也已翻译，我又从故宫查到满文中有关尼布楚谈判的奏折。因此，我得以详细地展示中俄谈判的具体情节。
    迟云飞：我知道，人民大学是文革以后才复校，那以后您就全力研究清史了吧？
    戴逸：是的。1978年人民大学复校，清史研究所正式成立。当时社会上还没有一部系统和篇幅适中的清史著作，我向郭影秋副校长建议，先编写一部简明扼要的清史。这样就开始了《简明清史》的写作。书稿是集体写作的，我担任主编。我投入了很大的力量，阅读大量史料，研究、琢磨了很多问题，审稿时逐章逐节甚至逐句逐字修改。70多万字的书，花费了大约七年时间。这是我的第三部代表作。
    迟云飞：您是从研究晚清，转到研究清前期。
    戴逸：我们那个时代和现在很不一样，常讲服从革命需要。我从研究革命史、近代史，最后固定在清史，都是工作的需要，上级的安排。不过，这和我的兴趣基本是吻合的。
    迟云飞：上世纪80年代后期，我已在湖南师范大学当教师，研究晚清最后十多年的历史，需要了解清前期的情况，主要是读您主编的《简明清史》。90年代以后，我又读到您的《乾隆帝及其时代》，这本书写作和出版的时候，您已经60多岁，我当时除了感到书扎实、有见解又语言通俗易懂外，最深的感触就是60多岁的人还写出这么扎实的著作，真有干劲。您的书有两个点，一个是作为对历史有重要影响的人物乾隆，一个是他的时代，您有什么看法？
    戴逸：乾隆帝承袭父祖遗业，他知识广博，才能卓越，勤理政事，能谋有断。他改变雍正帝的严刑峻法，宽严相济，一定程度缓和了社会矛盾。他又平定准噶尔、回部，加强与西藏的联系，巩固了国家的统一。其文治武功，业绩卓著，迎来了清朝的全盛时期。但晚年的乾隆重用和珅，政治渐趋腐败，又实行闭关政策，中国渐渐落在了西欧的后面。
    人物和时代具有密切的关系，时代创造人物，给人提供活动的舞台，而人的思想活动并不是随心所欲的。人的思想具有时代性，他在时代的氛围中成长，反映时代的特色，执行时代的要求，解决时代所赋予的使命。当然重要人物也参与、领导和塑造时代，给时代打上他个人的印记。乾隆应该说是这样的人物。乾隆一书是我的第四部代表作。
    迟云飞：我到人民大学清史所读博的时候，您正主持《18世纪的中国和世界》课题，后来就出版了系列著作。我看到这部书有导言、政治、军事、边疆民族、农民、经济、社会、思想文化、对外关系九卷，《导言卷》是您自己撰写的，加起来可说是煌煌巨著了。我知道，这套丛书在学界很有影响。我也特别喜欢读您写的《导言》。您认为18世纪是怎样一个世纪，对于中国和世界来说，18世纪意味着什么？
    戴逸：18世纪对中国和世界都很重要，甚至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的分水岭。人类社会从农业社会开始走向工业文明，从此世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18世纪中，以英国的产业革命、美国的独立战争、法国的大革命为标志，世界历史进入了新纪元。历史发展缓慢的节奏和停滞的外观突然发生了变化，注入了新的活力。从1750年以来两个半世纪，全世界工业生产增长430倍，生产力像泉水一样突然地喷涌而出。人类的生活状态完全变了样。当时的中国虽还没有开始近代化，但18世纪正处在清朝的康乾盛世，社会安定、经济繁荣、文化昌盛，可以说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顶峰；另一方面，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得到加强，基本奠定了现代中国的版图。无论是中国还是世界，一系列重大变化正在进行或即将开始。18世纪，中国和西方从古代相互隔离的状态中走出来，开始迅速地接近，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发生碰撞、斗争。这个历史进程，人类为之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而由于主客观原因，中国失去了认识世界、追赶世界、发展自己的好时机。18世纪以后，西欧出现了持续、高速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而中国则由于外国侵略和内部动荡而一蹶不振，陷于贫困、落后和长期危机之中。所以，我们要研究18世纪的中国和世界，从比较中研究。希望更好地认识这段历史，也深入反思这段历史，把握今后的机遇，帮助我们在现代化的道路上更好更快地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