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云飞：现在再说您对史家道德的理解。我想，古人也讲“史德”，但多从秉笔直书的角度谈论这个问题。今天看来，似乎“史德”还应有更丰富的内容。
    戴逸：是的。做人有做人的道德，其中实际上包括了做学问的道德，做学问要遵循的学术行为规范。这个问题我多谈一点，我认为有几个问题必须强调。
    第一是治学应有严肃认真的态度，应把学术当作神圣的事业、崇高的责任，全身心地投入，不热衷名利，不畏惧困难，不追求功利，一心一意探索真理。从搜集材料、思考问题到撰写论著，都要认真对待，一丝不苟，不能马马虎虎，不可追逐时髦，不可趋时媚俗。下一个判断，必须谨慎，证据确凿，证据不足，宁可存疑。历史学家重视的是客观事实，排除一切单凭主观的臆测和猜想，不可以为取得轰动效应而故作惊人之笔，不可以做毫无根据的翻案文章。至于有意的抄袭，剽窃，更是科研工作者所不容许的。
    第二是治学应有宽容的精神。宽容的精神一要不骄傲，不自满。学术上小有成绩，就沾沾自喜，这会妨碍自己的进步。真正有学问的人，总是虚怀若谷，胸襟旷达，骄傲自满就装不进新的知识。学问无止境，对自己的学问和成果，一定要清醒地、实事求是地评价。二是对于学术上的不同意见，一定要充分尊重，认真听取，坚持“百家争鸣”的方针，才能使学术健康发展，不断进步。这正是传统中国所缺少的。决不能因为有人对自己的学术观点提出不同意见而一触即跳，大发雷霆，即使有些意见听起来不甚有理，论证尚不充分，也应抱宽容的态度，允许它存在和发展。对旧权威的挑战和突破是科学发展的规律，骄傲、偏见、狭隘、保守是科学发展的大敌。
    第三是治学要有坚持真理的勇气。研究学问是探索未知领域，追求客观真理。而真理并不是一下子都能被大家所认同、所接受，有时真理在少数人手里，宣告未被大众所认同的真理会遭到许多人的误解，甚至迫害。科学家要敢于坚持真理，甚至为真理而献身。
    撰写历史，涉及许多政治事件和政治人物，常常会触犯某些人或某些集团的利益，更会引起激烈的反对，甚至会招来杀身之祸。敢不敢面对事实，秉笔直书，这是对历史学家的严峻考验。尊重事实，秉笔直书，是我国历史学家的优良传统。历史学家应该抛开利害得失，排除一切干扰，坚持真理，坚持揭示历史的本来面貌。
    资料、思想、文采、道德，是对历史学家四个方面的要求，从这些方面进行锻炼，加强修养，就可能成为优秀的历史学家。
    有清一代，不是人们想象的那样一无是处
    迟云飞：开始学中国近代史的时候，看到近代中国总是落后挨打，觉得大清朝真是没用。后来更多了解了清前期的历史，看到清朝也有辉煌的时代，尤其是与中国历史上以前的朝代相比的时候，更是感到清朝也有很多贡献。您能说说您对清朝的整体印象吗？
    戴逸：说起来，清朝是我国皇权时代的最后一个也是距离我们最近的朝代，清朝的历史对现在的中国还有相当的影响。但是中国的大众对清代的历史了解还很少，学界对清朝的研究也不足。长期以来，人们的清史知识来自不可靠的野史传闻。史学界对清朝的认识，也多沿袭辛亥革命高涨时期的反满思想以及以后民国时期的观念的影响，以为清朝统治下200多年的历史一团漆黑，一无是处，而对清朝的制度、政策和统治者中的人物，也缺少冷静的具体分析，一概批判。
    我青少年时代也是这样，认为清朝是一个腐朽、没落的朝代，没做好事。这都是辛亥革命的影响，当时要推翻清朝，那样说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那不是冷静的研究，而是革命的激情宣传。其实，清朝不仅是一个很有作为，有辉煌成绩的朝代，而且它是中国历朝历代发展的最高峰。尤其是康（熙）雍（正）乾（隆）时代，经济繁荣，政治安定，国力强大，国家的统一和版图的巩固，超过历史上的任何一个封建王朝，如果和过去做纵向比较，它是中国历史发展的高峰。
    迟云飞：是的，对于清朝，不但要和世界横向比，也要与以往的中国历史纵向比，横向比确实渐渐落伍了，纵向比则是传统社会发展的高峰。我在读博的时候，就听到您关于康乾盛世的说法。您能谈谈，什么样算是盛世，中国历史上有哪些盛世吗？
    戴逸：盛世是我国社会发展中的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是国家从大乱走向大治，在较长时间内保持繁荣而稳定的一个时期。盛世应该具备的条件是，国家统一、经济繁荣、政治稳定、国力强大、文化昌盛等等。就此而言，我认为中国历史上的盛世有三个。第一个是西汉“文景之治”到汉武帝、昭帝、宣帝统治的时期，大约130年；第二个为唐太宗“贞观之治”到唐玄宗开元年间，约为120多年；第三个盛世就是清朝的康雍乾盛世，从康熙元年到乾隆六十年，长达134年。这都是能称得上盛世的，也是史学界一般都承认的。不过，传统观点认为汉、唐是真正的盛世，无论国力还是文化等诸多方面都达到极盛，而清朝已经开始衰落，不如汉唐。我则以为，康雍乾盛世是中国历史上发展程度最高、最兴旺繁荣的盛世，这与传统观点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