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云飞：能说说您在北大学习的情况吗？
    戴逸：在北大，我听过胡适、郑天挺、沈从文、贺麟、许德珩、向达、邓广铭等著名学者的授课。辅仁大学的陈垣先生也曾到北大讲课，我也听了。这些老师们的专业不同，讲课风格各异。有的逻辑严密，立论精当；有的内容充实，援引繁富；有的学识渊博，口若悬河。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着重启发式教育，从不照本宣科。他们全都没有固定的讲义，在课堂上评古说今，议论风生，答难解疑，出口成章。讲授的问题，有时寥寥数语，一带而过；有时则寻根问底，反复论证，穷究精义。他们鼓励学生独立思考，课堂上和课堂外，师生们可自由交流，各抒己见，相互问难。我在这样的氛围中，对历史学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迟云飞：您的大学没有读完，就开始工作，也是有趣的事。
    戴逸：那年发生美国大兵强奸北大学生沈崇事件，我在北大参加了学生抗议运动，还是个带头的，为国民党政府所不容，对我下了通缉令，我只好离开北大进入解放区。我在北大只读了两年。
    1948年，我进入解放区华北大学（在河北正定），经过几个月的政治学习。分配工作时，上级让我们填写工作志愿。我虽然参加学生运动，但我并不想从政，我的兴趣还是学术研究，于是我填了“历史研究”四个字。我被分配到华北大学一部政治研究室革命史组，在党史专家胡华先生的领导下工作，从此正式走上了历史学研究的道路。华北大学进入北京后，改为中国人民大学，我在这里工作至今。
    研究踪迹：从近代史到整个清史
    迟云飞：人们都知道您是清史专家，却不知道您的第一本著作写的是抗日战争。能给我们讲讲情况吗？
    戴逸：我进入华北大学后，按照工作的需要，先是学习中国革命史。学习了一段时间之后，就尝试写作。日本侵华是我亲身经历的，我当了八年亡国奴，其间我从少年成长为青年，经历的屈辱、悲惨、痛苦和恐怖，真是诉说不尽。我的堂兄、表哥都在抗战中牺牲，我家也曾掩护过新四军战士。当时东北出版了一本通俗的解放战争史，我受到启发，就计划写一本抗日战争史的普及读物，把中国人民经历的苦难、日军的暴行和中国人民的英勇斗争介绍给读者。经过断断续续两年多的努力，写成了《中国抗战史演义》，取笔名王金穆，1951年由新潮出版社出版。书用章回体，还是与我少时读很多演义类书籍的影响有关。这是我的第一本著作，那时我才25岁。这本书虽然幼稚，但却是我学术道路上的起跑点。这本书印行过好几版，行销很广，还曾在一些广播电台播放。
    迟云飞：您的《中国近代史稿》我大学时代就读过，那也是我读到的第一本您的著作。我当时的印象是资料翔实，论述也比较平实，我的同学大都读过这本书。我是文革后的第一届大学生，可见即使文革以后，这本书还是有很大的影响。您能说说这本书的情况吗？
    戴逸：1952年，我被调到中国近代史组。1955年起，我给中国历史研究班上中国近代史课。当时上古代史课的是尚钺先生，尚先生当时已是成名学者，在中共党内的资格也很老，这使我感到很大压力，但也促使我格外努力，认真备课，日以继夜地阅读史料，思考问题，在近代史领域中摸索前进。1956年，我在讲义的基础上，一面承担繁重的教学任务，一面撰写《中国近代史稿》。当时可参考的著作和资料都不多，难度很大。两年时间，我居然写了近40万字，写到太平天国失败。1958年，《中国近代史稿》第一卷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我的第一部代表作，那年我32岁。这部书的较大篇幅是写太平天国，写作过程中，我时时会想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民革命，感到两次农民革命之间存在着明显的联系和类似，但是其内容、特征和结局又很不同。我深深体会到历史发展的连续性、相似性和多样性。我以前学习的革命史知识对我理解太平天国有很大帮助，对历史和现实的理解会互相促进，现实知道得更多，对历史会理解得更深。
    迟云飞：当时我们都可惜这本书只写到太平天国失败，您为什么没有把它完成呢？
    戴逸：我实际上写了三卷。《中国近代史稿》第一卷出版后，我开始撰写第二卷，但进展很不顺利。原因是各种运动太多，大炼钢铁、大跃进、放卫星、批判彭德怀、拔白旗，数不清的花样，弄得人头晕脑涨，耗费了无数的时间。1964年，我们中国历史教研室干脆全部出动，到山西五台搞“四清”，长达一年之久，就这样一直闹到十年动乱爆发。在这种条件下，写作很慢。1964年基本完成第二卷，共40万字。当时左倾之风越来越盛，上海学者姜铎和黄逸峰因写洋务运动的文章而受批判，我这一卷主要的篇幅恰好是洋务运动，我担心第二卷如果出版，会有不可测的后果，因此只印了油印本，没有公开出版。接着又写第三卷，写到戊戌变法，然后文革就爆发了。文革以后，我的兴趣已转到清前期，近代史的研究也有了很大进展，我要再将史稿完成，势必花费很大的精力，因此没有再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