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一个全国性全面的文件的时候，在其中必然要写上一段发扬民主的话，这种作法，不知道从何时起似乎已经成了一种“规范化”的行为，因此常常成为一种套话。套话有它的功用，但只能起套话的功用，不能给人们新鲜的感觉，也不能给人们以思想上的启发和教育，不能激起人们民主的热情。如果有深刻的见解，有新鲜的语言，有与实际结合的内容，情况就不一样了，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上不论叶剑英还是邓小平，在会上的讲话中对民主问题所讲的话，就给与会者很深的印象，也会给读到他们讲话的干部和群众一种深刻的印象。叶剑英在闭幕会上的讲话中专门讲了充分发扬民主（而不是一般地讲要发扬民主）的话题。他揭露“四人帮”制造的实行民主是搞资本主义的奇谈怪论，是以封建主义冒充社会主义，而我们的重要任务就是要注意克服封建主义思想的残余。叶剑英还讲了领导干部不要嘴里天天讲民主，可是稍微尖锐一点的意见一来，面孔就拉长了。他讲的这些话就接触到事情的本质，完全不是套话。他还要求，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发扬民主精神能够永远坚持下去。他对民主讲的这些话十分诚恳，今天看了还有深刻的教育意义。
    邓小平有一个给下面的干部“积极权”的提法，就很新鲜，充分发扬民主就是给大家以“积极权”。也许有人会问这两个讲话是会议闭幕那天讲的，对会议的进程是否发生了作用？我想指出，他们关于民主的思想早在闭幕前就有许多表露，邓小平关于“积极权”的说法是在11月间一次召集人向常委汇报时讲的，他讲的这个话传到各组，鼓励了大家充分发扬民主的热情。
    列宁对民主有一个见解，那就是民主是需要条件的。法律上可以写某一个人与另一个人有同等的民主权利，但是一个为获得自己的最低限度的生存资料占用了他几乎全部时间都还不够的人，怎能有时间去参加社会政治活动，过民主生活呢？有一些人想开会没有自己的礼堂，也租不起礼堂，他们的活动也就不得不受到很大限制。资本主义国家里谁都知道竞选一个官职，要花一笔相当大的费用。谁要竞选总统这样的高级职务，没有很大一笔钱是绝对不能参加的，不论你多少得人心，没有财力的人是竞选不起的。我们开这样一个工作会议，有京西宾馆这样好的地方，有很多很好的会议室，有很好的饮食、住宿、服务。这就是有了开会的物质保障。我们这些人都是党和国家干部，在参加政治活动方面时间基本上是有保障的。
    在这里我们讲时间的问题，说的是这个工作会议给了出席者以比较多的时间，把想讲的话说出来。这个会议开始时，华国锋曾说准备开20天，那就是从11月10日开始，11月底结束，以后又说打算12月7日开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后来根据需要一次一次地延长，延长到了36天。时间应该说是比较宽裕的。
    为了充分发扬民主，对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人来说，简报工作是一个能否充分发扬民主的很重要的条件。如果没有简报，我们这些人除了参加很少几次全体会议之外，就只是在自己的分组内活动，其他组的情况就不会知道，更不可能越出本组范围来进行讨论了。中央的会议我出席或列席过许多次，会议一般都发简报。坦率地说，有些会议的简报中看到的尽是这些空话套话，实在没有什么可看的。原因是一方面有些人似乎有了说套话的习惯，二是许多人发表的实质性的意见都被“简”去了。因此除了本小组之外，对其他组的情况就几乎一无所知。而这次中央工作会议的简报是很有意思的，可以经过它了解别的组许多情况，可以参与别的组提出的问题的讨论，对别的组的同志们的发言发表意见。因此，我对这次会议的简报工作是很满意的。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发言很多，有的有发言稿，有的是即席发言。当时我的印象是摘录得不错，没有把我讲的重要内容删去。而且简报出得很快。从别的组的简报上我也可以看到我有兴趣的材料。例如站在坚持“两个凡是”立场、抵制真理标准讨论的那些同志的发言，我就能够通过简报看到，可以根据简报发表意见，同他们进行讨论。会议的简报是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必读的材料。简报是会议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想这个会议做简报工作的同志工作一定很紧张。他们在这个会上是默默无闻，然而是做了很重要工作的人。
    当然，会议开头的简报和以后的简报也不完全一样。开头几天似乎问题多一些。11月13日胡耀邦在西北组的讲话很长，简报中登出的就很短。我原先以为是胡耀邦故意删短的，最近在我的故纸堆里，找到胡耀邦在11月15日西北组发言时我做的笔记，其中讲了邓小平的一个意见：“党内要有一批敢于说，敢于处理问题的干部。”还有一句他自己讲的：“简报不要删去关键问题。”原来胡耀邦对简报工作曾经有过意见。在一次召集人向常委汇报的会上，我们组还反映过，徐向前对会上的发言六天以后简报才登出表示不满。看来，简报工作是徐向前、胡耀邦等人提了意见之后才改得比较好的。我最满意的是12月27日江一真的发言和杨西光与我的联合发言点名批评了汪东兴，简报没有删节，而且出得很快很令人满意。大概那时编简报工作方针已经明确，不能随便删节和延迟了。不过在以后对十一届三中全会选出的某些政治局委员在“文革”中的错误进行批评时，汪东兴在一次常委会上又主张“涉及政治局的问题的简报晚一点”。对此常委会没有表示同意，似乎并没有这么做。
    当然对简报这件事不会所有的人都满意。不同的人在看了简报对自己的发言的报道和看到别人发言的报道后会有不同的感觉。我觉得满意，有的人就不一定这么看。我就在有一期简报中看到有一位发言人对简报提出了意见，而简报也把这个意见登出来了。但我认为简报能够这么登就是一个好的表现。我觉得不要以为简报是一件小事，对于充分发扬民主关系很大。
    这个会议的简报数量不少，我知道西北组的简报一共出了71期，其他组的简报的数量也相仿，它们是研究这次中央工作会议非常宝贵的资料。党史研究部门一定掌握全部材料，不过在中央工作会议某次汇报会上提出简报上对许多人的揭发未必都符合事实，有人提出是否需要核实，而常委的意见不必去核实，我赞成常委的这个主张。首先是因为这些揭发，基本上是准确的，同时党处理这些人的问题也不会根据简报，而是要去做认真切实的调查和掌握各种证据。这是科学性很强的工作。至于会上的揭发，只能把它作为一个线索、一种反映来对待。在开会期间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花时间去核对事实。
    总之，对于会议简报工作成为充分发扬民主的工具这一点，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认为值得怀念。
    可能有人认为简报这样的事不值得我在这里花很多的时间来议论，我不这样看。因为既然是一个大会，人们是来参加这个会议，而不是参加某个小组会来的，他就有了解其他分组情况，针对其他组的情况发表自己意见的权利，也有让其他组的人听到自己发言的权利。限制简报就是限制了出席者本来拥有的权利。因此简报工作直接反映出会议主持者的民主思想、民主觉悟和民主作风，会议的参加者即使嘴里不说，可都亲自体会到这一点，心里都有数。搞得不好会直接损害会议主持者的形象。
    从这些情况来看，说这个会议是一个充分发扬民主的会议是符合事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