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赈工程之所以首选兴修水利工程，原因如下：
    首先，水利工程可以吸纳较多无特殊技能的灾民。水利工程属于工多料少的简单的劳动密集型工程，大多数人都能胜任，吸纳的劳动力比其他工程多。正所谓“广赈莫过于兴工，而兴工之中莫善于沟渠堤防”⑤。另外，“小民至困苦中，工力必贱”[5](731)。此时兴工，可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政府在人工费上的投入。
    其次，水利工程在抵御水旱灾害中具有重要作用。兴修水利可“救目前之灾荒，弭将来之水患”⑥。乾隆谕令，对有关农事之水利工程平时就应注意修缮维护，“斯蓄泄得宜，则有疏导之方，旱则资灌溉之利。非可委之天时，丰歉之適然，而以临时赈恤为可塞责。”[6](3) 山西道监察御史柴潮生也称，灾年兴修水利“既可接济赈民，又可潜消旱涝”[5](2625)。
    最后，作为农业基础设施的水利工程，对于保证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有积极意义。因此，灾年，国家利用工赈不但要修复遇灾受损的官修水利工程，而且会修复一些民修水利工程。乾隆十年（1745年）谕：“凡有修建重大工程，小民力不能办者，国家自不惜帑金为之经理。”[7](乾隆十年三月初七上谕) 国家之所以将这些民修工程进行官修，是基于体恤民力艰难和保证农业生产正常进行两方面的原因。这些民修工程平时是由其直接受益者--堤坝附近的平民自筹经费维护。灾年，对于民力实在不能负担的较大的民修工程，国家提供部分经费，具体比例为乾隆五年（1740年）以前3／10，以后5／10。⑦ 当然，对重灾区民力无法修治的急重工程，国家会提供全部经费。江南总督德沛称：“查民堤民埝，原系民力自行修筑、不动帑项，如遇灾歉后，民力实不能办者，照以工代赈之例，动用公项。”[8](398)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河南卫辉等府遭水灾，民力艰难，政府把本应民修的沟塍，“于派拨民夫，每日按名量给饭钱。”[9](乾隆二十二年七月四日上谕) 嘉庆元年（1796年），湖北荆门“教匪滋事之初，既被扰累，其未经被贼地方，又复猝遇水灾”，[3](360－361) 政府出资修建了例应官督民修之堤工。这些民修工程都是与农业生产有紧密关系的水利工程，为了保证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和来年的收成，必需及时修复。乾隆三年（1738年），沧州漫口淹浸严重，“若不速行堵筑，则秋田既伤，明春麦又失望”，[4](乾隆三年七月二十二日上谕) 而且该地两年来屡遭水灾，民力艰难，于是，国家出资修筑了较大的民修堤埝。乾隆七年（1742年）南昌、新建二县“圩堤冲溢，田禾被淹，亟宜修筑”，江西巡抚陈宏谋奏：“豫为春耕之计，其工程浩大灾民难以修筑者，请动充公银，照以工代赈之例，加以夯硪，一律兴修”，[8](399) 得到了乾隆的批准。
    第二，修城。较之水利工程，城工并不是很理想的工赈工程，因为城工与农业生产无关，技术性的活多，大多数人不能胜任。同时，城工又是一种需要资金多、劳力少的工程。直隶总督李卫称：“每城工一座动逾数万不等，大约砖灰木石之料居其六七，而匠作支工之价居其三四。彼嗷嗷待哺之民，其所能为者，仅供畚镰力作搬运之役。则在今日而广修城工固觉壮观，惟恐不能遍及。似应如部臣所指，将各处之沟渠堤岸多为疏浚修筑，使穷民既藉以食力，而又得资水利以益农功。其便民为更有俾也。”[1] 直隶总督梁肯堂也说城工“工钜费繁，办理难容草率，且灾民藉工糊口，固属有益，而不谙工作，究难养赡多人”；“小民挖沟叠道又易为力，一经兴办，趋事赴工，尤可普沾恩泽”。⑦
    城有砖城、土城之分。土城较之砖城，费用和技术含量低，用工较多。直隶总督高斌称：“砖城工大费繁，惟修筑土工，小民得以力作糊口，为合以工代赈之意。”[6] 尽管城工吸纳的劳动力较少，但城工“工钜费繁”，对于灾后市场的激活有一定的作用。
    第三，修路桥等交通工程。灾年，尤其是水灾造成道路冲毁，雨水造成道路泥泞，都会引起粮食等物资的运输困难，从而引起物价上涨。而修路桥不仅可以恢复交通，便利商民往来及物资运输，降低物价，而且可以救济穷民。因此，灾年改善交通状况是与改善灾民生活直接相关的重要工程。如乾隆十六年（1751年），浙江萧山、会稽一带夏旱，造成河流淤塞，船只难行，一时又没有别的旱路可通行，以致米价频涨。乾隆帝下令疏浚河道，以工代赈，“足垂永久之利。”[7](乾隆十六年八月二十六日上谕) 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京城德胜门外至清沙一带，大雨之后，道路泥泞，车马往来不便。乾隆帝认为“现在物价较昂，未必不由于此”，[3](360) 于是，命步军通领衙门组织穷民修治这条道路和其他需要修治的道路。
    有时修路桥与修水利结合进行。如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直隶总督梁肯堂主持挑挖畿辅往来驿路两边的沟渠，把从沟渠挑挖出的土铺垫在驿路上。同年，在山东巡抚吉庆与藩司江蔺主持下，利用济南、东昌二府的主要道路两旁的壕沟挑挖出的土铺垫路面。这样，不但道路平坦、积水可以宣泄，而且参加劳动的贫民可以获取饭食，一举两得。
    由于运河不但保护民居，而且关系到南粮北运的顺畅，因此，政府时常组织人力挑浚运河，实行工赈。雍正元年（1723年），山东省连年薄收，国家雇募穷民，给以工食，挑浚运河。嘉庆七年（1802年），修浚运河，“俾穷黎佣趁藉以糊口，而运河之水亦可畅达”[2](卷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