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修筑衙署、监仓及军事工程。如嘉庆六年（1801年），直隶遭水灾较重，政府选择其中倒塌厉害的监狱、仓廒，动用国家正项兴修。这样做“不惟慎重监仓，且以工代赈，更于灾黎有济”[4](卷13)。修筑军事工程的形式比较少。如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潮河暴涨，冲塌了古北口边墙，由内库拨发银两，修复边墙，以工代赈。乾隆末年，湖南三厅八属不断遭到苗人的滋扰，乡民倍受蹂躏。湖广总督毕沅主持在严门镇等地扼要通衢处所修筑石堡，既抵御了苗人的滋扰，又让无事可做且缺衣少食的难民可以赴工糊口。
    此外，还有一些很少实行的诸如卸漕粮等工赈形式。如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让一些贫民在北仓截卸漕粮，按日支付给工价。
    总之，工赈之所以首选与农业生产紧密相关的水利工程，是因为它不但吸纳劳动力多，能够使众多灾民度过水旱灾害，而且有助于灾民尽快复业，从而促进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农业是古代最重要的生产部门，以农富国是古代传统的思想，所以，清朝中期用水利工程工赈就把消极的救荒变为固本的措施，最终达到重本务农、富国利民的宗旨。而其他工赈工程尽管不能使百姓直接受益，但正如乾隆所说，只要兴工，百姓都可以赴工劳动，挣取工钱，用以糊口。这样会稍微减轻百姓的困苦，有利于他们度过灾荒。当然，政府尽力兴办诸多工赈工程，也有预防灾民迁徙流移造成社会秩序不稳定的政治意义；有抑制粮价上涨、激活灾后市场等经济意义。也就是说，清代中期政府尽量使工赈工程与社会再生产和社会秩序的稳定运行联系起来，最大限度地实现其“一石二鸟”之目的。
    清代中期的政府为了获取工赈效益的最大化，对地方政府提出制度性要求：在平时就对地方上需要兴修的工程区分轻重缓急，造册备案，一旦地方遭灾，就根据灾情选取合适的时间、地点，兴修以水利工程为主要项目类型的工程，实行工赈。这样，政府和灾民都能从中得到实惠。从政府方面来说，不但可以方便、快捷、有序地实施工赈救灾，而且可以有效避免众多灾民迁徙流离造成社会秩序的不稳定。从灾民方面来说，及时就近参加工赈劳动，挣取工钱，满足自己及家人的饭食需要，顺利度过灾荒，避免迁徙流离之苦。这表明清代中期已经形成了比较规范但又不失灵活务实的工赈救荒机制。
    注释：
    ①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录副档荒政类档案（以下此类档案仅标“档案”二字，不另详注），乾隆六年正月二十六日钟衡奏折，缩微号：020－2551。
    ② 档案，乾隆七年四月二十四日尹继善奏折，9306－012。
    ③ 档案，乾隆二年六月十七日李卫奏折，020－2439。
    ④ 档案，乾隆三年十月十四日白钟山奏折，0310－013。
    ⑤ 宫中档朱批奏折内政类，乾隆三年十一月十四日朱凤英奏折，缩微号：001－2798。
    ⑥ 档案，乾隆九年二月二十九高斌奏折，005－0830。
    ⑦ 档案，乾隆五十七年八月二十七梁肯堂奏折，022－0510。
    原文参考文献：
    [1] 牛淑贞．18世纪中国实施工赈救荒的原因[J].内蒙古大学学报．2005,(5):68－72.
    [2] 庆桂．辛酉工赈纪事[M].嘉庆七年（1820年）刻本．
    [3] 清会典事例[M].北京：中华书局，1991.
    [4] 乾隆朝上谕档：第1册[Z].北京：档案出版社，1991.
    [5] 贺长龄，魏源．清经世文编[C].北京：中华书局，1992.
    [6] 黄彭年，等．畿辅通志[Z].台北：华文书局，1911.
    [7] 乾隆朝上谕档：第2册[Z].北京：档案出版社，1991.
    [8] 陈振汉，等．清实录经济史资料：农业编（第2分册）[Z].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
    [9] 乾隆朝上谕档：第3册[Z].北京：档案出版社，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