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帝曾说：“自古帝王之有天下，莫不怀保万民，恩加四海，膺上天之眷命，协亿兆之欢心，用能统一寰区，垂庥奕世。”(15) 赏赐玻璃器皿即为“恩加四海”的柔远方式之一。从中也可以窥见周边属国与清王朝宗藩关系的亲疏远近，琉球国“间岁一贡”，共得到五次加赏，与清王朝的关系最为密切，其次则为暹罗。而一岁一贡、“效顺最久”(16) 的朝鲜只在元年七月初二日赏得的砚石盒上嵌有玻璃(17)，再没有发现其他赏赐玻璃器皿的记录。
    2.赏赐宗教领袖以抚民
    对西藏地区的赏赐，主要集中赏赐达赖、班禅等宗教领袖，体现了雍正皇帝对达赖、班禅等喇嘛的笼络、利用与肯定。
    雍正七年三月初一日赏班禅额尔德尼、达赖顶圆紫青玻璃花瓶各一对、夔龙捧寿白玻璃盖碗各一对(18)。与此同时，西藏行政长官波罗柰也得到了清廷赏赐的貂皮、妆缎、磁器、红漆皮盘皮碗等物，但却惟独没有玻璃器(19)。
    清朝对藏传佛教始终大力扶持，因为蒙藏地区广泛奉行喇嘛教。在西藏地区达赖喇嘛主前藏，班禅主后藏，二人在西藏僧俗人民中威望崇高，具有极大的号召力。而大漠南北，由哲布尊丹巴主喀尔喀蒙古，章嘉呼图克图主内蒙古。清朝统治者对此国情有着清醒的认识，极力利用藏传佛教安抚蒙古，稳定西藏。早在入关以前，皇太极就派人赴西藏廷请高僧，崇德七年（1642），皇太极隆重接待了卫藏使者，在盛京建长宁寺、实胜寺，又在沈阳城四周建筑四寺四塔，与藏蒙喇嘛建立联系。迁都北京后，清王朝更是大力提倡，特别优礼藏传佛教上层首领。顺治初年即遣使赴西藏请五世达赖到北京会晤，为此特建西黄寺作为五世达赖的驻锡之地。顺治帝曾说：“当太宗皇帝时，尚有喀尔喀一隅未服，以外藩蒙古惟喇嘛之言是听，因往召达赖喇嘛。”顺治九年（1652），册封达赖五世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达赖喇嘛”，赐金册、金印，正式确立了达赖喇嘛为西藏佛教的最高领袖。康熙五十二年（1713），册封班禅五世罗桑益喜为“班禅额尔德尼”，给予极崇高的地位。从此确定了历世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必经中央政府册封的制度。
    雍正王朝对达赖、班禅的政策一如既往。雍正元年（1723）六月二十二日，颁赐七世达赖喇嘛名号及金册、金印，以“使边陲土民安乐”(20)。且雍正认为西藏问题与蒙古问题是相互关联的，“蒙古之人尊信佛教，惟言是从，故欲约束蒙古，则喇嘛之教亦不轻弃”(21)。清廷对达赖、班禅赏赐当时新潮而珍贵的玻璃、珐琅等器皿，一方面向僧俗庶民表明了清廷对达赖、班禅宗教领袖地位的肯定，显示出对他们优礼有加的姿态，另一方面则意在利用达赖和班禅在蒙藏间的影响力，安抚蒙古、稳定西藏。就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对达赖、班禅赏赐玻璃器皿有确切记载的是雍正朝。至此，赏赐玻璃器皿成为定例，从雍正、乾隆朝一直沿续到光绪、宣统朝(22) 贯穿了近二百年的时间。
    3.赏赐外藩蒙古以安边
    对外藩蒙古的赏赐，体现了清朝联合蒙古、重视蒙古的既定国策。
    雍正元年（1723）八月初四日，赏乌朱穆秦车沉王塞等敦多布，顶元子青玻璃挠碗二件、暗花玻璃挠碗二件(23) 八月十二日，赏喀尔喀郡王丹津多尔津、贝子拉布坦、扎萨台吉车伦王布、六俄附之子台吉成昆札、翁牛特贝子鄂齐里、台吉罗布藏、阿巴哈公得木楚每人玻璃鼻烟壶一个(24)；十一月初四日，赏喀尔沁俄附达尔马达杜同格格，白玻璃托花瓶一对、蓝玻璃托花瓶二对(25)。
    五年正月十六日，奏事太监刘玉、王常贵传旨：“先赏蒙古王等曾用过乾清宫清茶房金珀色玻璃杯十八件、刻花白玻璃杯十四件、刻花蓝玻璃杯二十五件。着交烧造玻璃处照样补做。”(26) 说明此前为了对蒙古王公及时行赏，甚至来不及交造办处制作，而动用了乾清官清茶房的各色玻璃杯(27)。
    六年（1728）二月十八日，赏策妄阿拉布坦来使玻璃鼻烟壶二件、随从五人每人玻璃鼻烟壶一个(28)。
    十一年（1733）正月赏公策布腾扎布、公策木楚克扎布、二等台吉沙克都尔扎布、三等台吉成衮扎布、三等台吉策罗布的物品中各有一个玻璃鼻烟壶，其颜色分别为亮红、呆绿、雨过天晴色、葡萄色、雨过天晴色(29)。
    十二年（1734）五月初六日，赏泽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呆黄玻璃瓶一件(30)。
    十三年（1735）闰四月初八日，准噶尔遣使议和，敕令定界，赏来使垂那木喀玻璃器皿四件；诺灰呢玻璃器皿二件(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