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机处有时也会根据西藏势态的需要，向皇帝提出赏赐的建议。如十二年正月初七日，军机处拟赏贝勒波罗鼐玻璃碟四件、鼻烟壶二件等物，很快便得到皇帝的批准(53)。
    另外，雍正七年（1729）十二月十八日赏哈密国达尔汗薄格厄米尔瓷器、玻璃、香袋等28宗物品，其中玻璃制品就占了10项，有白玻璃盖碗四件、蓝玻璃盖碗四件、红玻璃盆四件、酒黄玻璃小盆四件、红玻璃菊花大碗一件、靛元紫青玻璃菊花大碗一件、蓝玻璃盘二件、白玻璃盘二件、红玻璃渣斗一件、绿玻璃渣斗一件(54)。此次赏赐的玻璃器皿共计24件之多，在数量和品种上超越了所有的赏赐规格，这与当时的历史背景密切相关。
    康熙朝及雍正朝初期，西北强悍的准噶尔部蒙古是影响北部蒙古、西南藏区的不安定因素，清廷为此多次出兵征伐。至雍正五年（1727），准部首领策妄阿喇布坦去世，其子噶尔丹策零继为首领。此时清廷财力相对而言较为充足，遂决意趁机对西北用兵，解决准噶尔蒙古问题。七年六月，雍正帝以出师告祭太庙，在太和殿举行了隆重盛大的受钺礼，又在南海子誓师，分两路进军，讨伐准噶尔。并在内廷成立了军机处。在此背景下，对哈密的赏赐显得非同寻常。哈密是较早归附清廷的维吾尔地区，清廷采取“因俗而治”的政策，实行伯克制，封王赐爵。至雍正五年，哈密扎萨克、达尔汉伯克额敏（即档案中所称达尔汗薄格厄米尔）因屯垦助军有功，封镇国公，七年，额敏进京入觐，于十二月辛丑（初一）日晋封为固山贝子。十二月十八日又赏赐大批玻璃器皿等物，显然与哈密地处军事前沿以及额敏的特殊身份密切相关。
    三 小结
    自康熙朝清宫玻璃厂建立伊始，玻璃生产就一直受到清朝每一位皇帝的关注，特别是康雍乾三帝。雍正朝的玻璃制造在清代玻璃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是承前启后的重要阶段，在秉承康熙朝玻璃制作的基础上得到稳步的发展，生产规模虽然不及鼎盛时期的乾隆朝，却有着鲜明的时代特色。在对玻璃制品的使用功能上，亦较有特点，与朝政不无关联。第一，玻璃生产技术相当成熟，玻璃色泽酷似宝石，使玻璃替代宝石成为可能；第二，雍正朝明确规定在三品至六品官的朝帽上采用玻璃装饰，开创了清代品官帽顶以玻璃制作的先河，并影响到乾隆朝，扩展到皇亲国戚；第三，雍正朝与乾隆朝相比，对玻璃器皿的赏赐极其有限，虽无明文规定，但受赏者的范围极小，仅为周边属国、西藏地区、外藩蒙古和朝中重臣等，遂成为地位等级的象征，折射出朝廷在对外关系、边疆问题、宗教问题上的方针政策及处理方式；对臣僚的赏赐则显示出皇帝对受赏者的格外恩宠，更见雍正帝恩威并重的用人之道。
    ［附记］本文为作者在2006年9月于第八届清宫史研讨会上提交的论文。
    注释：
    ① 专著有干福熹等《中国古代玻璃技术的发展》，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5年；关善明：《中国古代玻璃》，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2001年；《虹影瑶辉：李景勋藏清代玻璃》，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2000年；安家瑶：《玻璃器史话》，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年；冯乃恩：《古玻璃鉴赏与收藏》，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年；Dan Klein and Ward Lloyd编著（凑典子、井上晓子译）：《ガラスの历史》，西村书店，1995年。［日］由水常雄：《世界ガラス美术全集》，求龙堂，1992年；杨伯达主编：《中国美术全集·工艺美术编10·金银玻璃珐琅器》，文物出版社，1987年；朱培初、夏更起编著：《鼻烟壶史话》，紫禁城出版社，1991年；《玲珑晶灿--中华古玻璃艺术展》，（台北）历史博物馆，1990年。Emily Byrne Curtis,Pure Brightness Shines Everywhere:The Glass of China,Ashgate,2004; Claudia Brown and Donald Rabiner,Clear as Crystal,Red as Flame later Chinese glass,China house gallery,China Institute in America,New York City,1990; Sidney M.Goldsteinet al,Cameo Glass Masterpieces from 2000 Years of Glassmaking,The Coming Museum of Glass Corning,New York，1982论文有夏更起：《玻璃胎画珐琅考析》，《故宫博物院院刊》2003年第3期；［美］E·B·库尔提斯：《清朝的玻璃制造与耶稣会士在蚕池口的作坊》，《故宫博物院院刊》2003年第1期；张荣：《清雍正朝的官造玻璃器》，《故宫博物院院刊》2003年第1期；喻燕姣：《仿玉风格的玻璃器》，《收藏家》2002年第5期；倪如荣：《绚丽多彩的清乾隆御制玻璃器皿》，《收藏家》2001年第1期；张荣：《清康熙朝御制玻璃》，《明清论丛》（第2辑），紫禁城出版社，2001年；张青筠：《十八、十九世纪中国和法国套料玻璃工艺的比较》，《上海博物馆集刊（第六辑）--建馆四十周年特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杨伯达：《清代玻璃配方化学成分的研究》，《故宫博物院院刊》1990年第2期；张维用：《玻璃名实辨》，《故宫博物院院刊》1986年第2期；张临生：《清朝的玻璃料器》，《故宫文物月刊》第3卷第9期，1985年；杨伯达：《清代玻璃概述》，《故宫博物院院刊》1983年第4期；茹兢华：《乾隆皇帝咏玻璃》，《紫禁城》1983年第3期；张荣：《清宫御制金星玻璃》，《紫禁城》1998年第3期，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