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以下简称“双百方针”），是由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于1956年春正式提出，并在日后尤其是1957年春系统阐述和发挥的。实践证明，“双百方针”符合科学与文化发展的规律，是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适应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需要，为繁荣新中国文化事业的需要而作出的科学决策，是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尤其是文化建设理论的一大贡献和发展。
    本文力图站在后人的立场上，对这一方针最初提出和阐述过程中的某些特点和问题作一历史反思。探讨的时限，主要是1956年春至1957年“反右派”斗争前。
    一
    对作为科学与文化建设的重要指针的“双百方针”，应该有一个全面而深刻的理解。也就是说，“双百方针”不仅是繁荣科学与文化事业的重要手段或方法，还应该甚至更重要的是科学与文化建设的目标。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在50年代尤其是1957年春有关“双百方针”的讲话、谈话和文件中，对该方针曾作出多方面的阐述，指出“百花齐放是一种发展艺术的方法，百家争鸣是一种发展科学的方法”，“‘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是一种方法，也是一条方针。它是一种使得文学艺术、科学能够繁荣起来的一种方法”（注：《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15页。）；同时指出，这是一个“基本性同时也是长期性的方针”，“而且推而广之，也是我们进行一切工作的好方法”；具体说来，“领导我们的国家可以采取两种不同的办法，或者说两种不同的方针，这就是放和收。放就是放手让大家讲意见，使人们敢于说话，敢于批评，敢于争论；……收就是不许人家说不同意见”。我们应该采取放的办法，因为放有利于“国家巩固和文化发展”（注：《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14-415页。）；因为“双百方针”有利于增强马克思主义的战斗力、发展马克思主义，有利于用唯物主义思想战胜唯心主义思想及其他非无产阶级思想；“双百方针”对于团结几百万知识分子，改善他们同党的关系，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具有重要的意义等等。这些论述无疑是正确的。但很明显的是，他们基本上是从“双百方针”作为一种方法或手段的角度来认识问题的。这当然是正确的。问题是还不全面，它还应被赋予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目标意义。
    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将“双百方针”主要视为一种方法或手段，与他们当时的民主观密切相关。“双百方针”无疑是学术和艺术领域内的民主问题。而在毛泽东那里，民主在很大程度上仅仅被当作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种手段或形式。毛泽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正确地论述民主与自由的相对性和阶级社会中的阶级性同时，又提出：“民主这个东西，有时看来是目的，实际上只是一种手段。”日后，他又在不同的场合表达过类似的观点。这种看法是不全面的。实际上，民主既是一种手段，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政治建设的目标。否则它就有可能被忽视甚至被搁置起来。这已经为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曲折过程所证明。由此可以推论，“双百方针”如果仅仅被视为一种手段，那么，它就可以用，也可以不用，既可以这样用，也可以那样用。这样，它就很可能面临因大气候的变化而遭受挫折的危险。
    二
    “双百方针”要真正落到实处并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必须对文化发展和精神生产特有规律具有深刻认识。
    考察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前中国共产党的文化理论和领导文化建设的历史，笔者认为，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是对文化往往偏重于其阶级性的分析和它与政治的联系。而把文化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整体而对其自身的演进规律、特殊性和复杂性等问题的探讨，则显得较弱。
    文化作为观念形态的上层建筑，在阶级社会里，必然从属于一定的阶级并为其利益服务，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文化问题的一个重要观点。毛泽东指出：“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65页。）但还应看到文化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历史现象，又有着前后相续的历史继承性和各种文化思想之间的相互激荡、相互影响和相互交融。实际上，毛泽东提出的对待历史文化遗产和外来文化的正确态度--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就是建立在承认文化的历史继承性基础上的。然而，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文化理论中，比较偏重于强调文化的阶级性以及它与政治的联系。如果说，在战争年代为了步调一致地进行阶级斗争，要求文化服从于一定的政治路线是完全必要和正确的话，那么在和平建设时期，对文化问题就应该采取更为审慎的态度，以避免在其阶级性问题上的某种绝对化的倾向。
    建国初期，阶级斗争在某些领域还很激烈，自1953年开始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以基本上消灭个体经济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为目标，文化领导工作中一度出现了片面强调阶级斗争，片面强调文化为政治服务、为各项社会改革和改造运动服务的倾向，突出表现在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领域内，对资产阶级创立和发展起来的理论、学说，对民族文化遗产，否定过多，继承和吸收不够；在文艺创作中，过于简单地要求表现工农兵的生活，反映现代生活，直接配合政治运动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宣传，从而导致了文艺作品题材狭窄、公式化、概念化的倾向。甚至在自然科学领域内，照搬苏联的某些做法，也给这一学派或那一学派贴上“无产阶级的”或“资产阶级的”标签。
    对于文化和科学领导工作中存在的上述问题，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前后有所察觉并进行了纠正。1956年2月24日《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明确指出：要建成社会主义需要现代技术和科学知识，“就必须利用资产阶级和其他一切有价值的文化遗产”。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和《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也重申了吸收民族文化遗产和外来文化积极成果的意义，因此，“中国的和外国的，两边都要学好”，“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双百方针”的提出，无疑是对过去文化领导工作中偏向的最有力纠正。因为这一方针的实质是，在不背离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提倡在文学艺术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中有独立思考的自由，有辩论的自由，有创作和批评的自由，有发表意见、坚持自己的意见和保留自己的意见的自由”。当然，我们也必须看到，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这种纠正在彻底性和系统性方面尚需进一步深入。
    从当时的各种材料来看，对于科学技术领域内的“百家争鸣”，党内外的认识比较明确和统一。因为科学技术本身不存在阶级性的这个观点明确下来以后，问题就较容易解决了。而对于文化领域内如何贯彻“双百方针”，情况就比较复杂。一方面，对于“双百方针”作为繁荣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总指针，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是明确的。认为各种艺术形式应该兼容并包，文艺题材应该广泛，艺术的表现手法和风格可以自由选择、自由竞赛；认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范围之内，各种学术思想、流派，都可以自由争鸣，“就是社会科学，也有这一派，那一派，让他们去谈”（注：《党的文献》，1990年第3期。）；认为“在人民内部不但有宣传唯物主义的自由，也有宣传唯心主义的自由。只要不是反革命分子，不管是宣传唯物主义或者是宣传唯心主义，都是有自由的。两者之间的辩论也是自由的”。（注：《人民日报》，1956年6月13日。）这些观点无疑是大胆而正确的。但另一方面，却又未能从文化自身的特点和规律出发来较深入地论证“双百方针”。例如，从文化的源泉--社会生活的多样性、文化生产的主体--各具特性的文化工作者的独创性劳动和文化服务的对象--人民群众需求的多样性与丰富性等角度来论证文化的多样性问题。
    考察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有关“双百方针”的论述可以看到，他们特别强调该方针所具有的思想教育功能、斗争功能和除“毒草”的功能，偏重于从对立统一规律出发，阐述真理、香花、真善美总是在同谬误、毒草、假恶丑作斗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并最终战胜后者的；强调在“双百方针”实施过程中，马克思主义要敢于并善于同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想作斗争；强调实行“双百方针”，就是用说服的方法、自由辩论的方法，而非粗暴的方法，向人民群众尤其是知识分子进行长期的、耐心的、细致的马克思主义的宣传，以克服他们当中程度不同地存在着的唯心主义思想及其他非无产阶级思想。从文化发展的总方向上看，从政治思想工作特别是理想教育和道德建设上看，这些论述无疑是正确的，其中有许多宝贵的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丰富和发展。但对于“双百方针”来讲，这还不够全面。实际上，在人类文化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固然是重要的内容，但不是唯一的内容。有许多精神产品很难与某个阶级的利益甚至与阶级斗争、政治斗争直接联系起来。文化固然有反映某个阶级的特定利益，甚至直接或间接地参与政治斗争的一面，但还有游离于阶级利益和政治斗争之外的一面，具有某种自身演进的特性。就其作为知识体系而言，它们还存在着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相互交融的一面。马克思主义正是在不断吸取人类思想积极成果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并不意味着简单地视之为判定所有文化问题的标签。相反，马克思主义欢迎对各种思想流派、学说体系的探索、创新，以共同推进人类文明的发展，推进人类对真理多角度多层次的认识。遗憾的是，对这些问题，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未能作出系统的理论思考。
    伴随1956年苏共“二十大”后国际反共潮流的涌起和“波匈事件”的爆发，毛泽东越来越强调无产阶级思想与资产阶级思想斗争的重要性和长期性，越来越强调意识形态领域内的阶级斗争，并且认为社会科学在世界观问题上，不是百家争鸣，是两家争鸣，无产阶级一家，资产阶级一家，这百家里头，按其性质分类，可分为两家争鸣，无产阶级一家，资产阶级一家，无产阶级思想，资产阶级思想，在社会科学领域，小资产阶级算不算一家？当然也可以算一家。但是小资产阶级在基本点上，它是同资产阶级一家的，它是属于资产阶级那个范畴里头的。这种非此即彼的认识无疑是简单化的，它自然会影响“双百方针”的贯彻，会引发用贴标签的办法去武断地处理学术与艺术问题。忽视文化建设和发展中的阶级性、政治性当然是错误的；但忽视甚至否认文化本身的特性、复杂性和某种独立性，同样是不正确的，它必然会隐伏着简单甚至粗暴地处理某些文化问题的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