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双百方针”需要来自文化建设的主力知识分子和作为领导者的各级干部的支持。“双百方针”颁布后，知识分子可以说是一片衷心拥护，兴高采烈，积极性很高涨。这可以从当时知识界召开的很多座谈会和报刊上登载的许多文化名人的文章或笔谈中窥见，更可以从1956年以后思想文化界的活跃气氛与初步繁荣的景象中窥见。
    无可讳言的是，与知识界相比，党的干部队伍中却存在着对“双百方针”程度不同的不理解、疑虑甚至抵触。比较典型的是1957年1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的陈其通等四人的文章--《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陈其通等人是从事文化宣传工作的军队干部，他们的文章反映了对“双百方针”实施后文化界初步活跃局面的“左”的担心。1957年3月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期间及其前后，毛泽东多次对这篇文章提出了批评，认为文章对形势的估计是错误的，思想方法是教条主义、形而上学、片面性的，无非是来阻止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注：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第295页。）从毛泽东对该文章的批评频率之高和用词之严厉来看，从毛泽东由此引发的对《人民日报》及地方党报有关“双百方针”的宣传不及时和力度不够的批评来看，党内干部对这一方针的理解和贯彻确实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希望与要求有距离。在1957年春的许多讲话和谈话中，毛泽东认为，陈其通四人的文章，老干部十之八九是同情的；专员以上干部约1万多人，其中是否有1千人赞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都很难说，其中9/10都还是不赞成；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问题，在我们同志中间意见不完全一致，有些同志觉得这个方针可以，赞成。有一些同志看样子还可以，但是心里总有那么一点不舒服，“百花齐放”，那么多花，恐怕有不好的东西出来了怎么得了啊！“百家争鸣”，咱们共产党只算一“家”，99家包围我们，怎么得了啊！总之，是有比较了解这个问题的，有了解一些但是又不很多的，还有怀疑的，不赞成的。有各种意见在我们党内。对于“双百方针”，我们还需要在党内做许多宣传解释工作。1957年4月10日《人民日报》社论《继续放手，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也指出：“到现在为止，党内还有不少同志，对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实际上是不同意的”。正是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才不厌其烦地在讲话和谈话中强调：“双百方针”是一项长期性的基本方针；治理我们的国家应该采取“放”的办法；我们目前不是“放”的过多，而是“放”的不够，以促使广大干部尤其是做文化宣传工作的干部打消疑虑，放手贯彻“双百方针”。
    出于加快对“双百方针”的理解和贯彻的目的，毛泽东对干部中存在的阻力情况，可能有夸大的成份，有矫枉过正的考虑。但阻力无疑是存在的。从当时的各种材料来判断，“双百方针”提出后，党员干部中的态度可以分为三种：一是认识到该方针的重要意义而赞成、拥护者；二是认识到要繁荣新中国的文化事业，必须改变思想文化界的沉闷状况。但是，由于缺乏领导全国性文化建设的丰富经验，由于思想方法还不同程度地停留在用阶级斗争来观察和分析问题的思维习惯中，因而对“双百方针”存在种种顾虑，怕因此造成思想混乱，动摇马克思主义的领导地位。这部分人的数量较多；三是不赞成“双百方针”的干部。
    本来，一种方针政策的提出，在其最初阶段存在不理解甚至不赞成的现象是正常的。伴随着对新方针的宣传和实施，理解和拥护的人会越来越多。然而，遗憾的是“反右派”斗争打断了理解“双百方针”的进程。由于毛泽东和党中央在阶级斗争问题上发生了严重失误，由于毛泽东不断强调意识形态领域内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倡导“双百方针”最力的毛泽东对此问题的认识实际上后退了，于是，原本就对该方针不理解或不完全理解甚至持怀疑态度的干部便很容易转到“左”的文化立场上来，导致贯彻“双百方针”受挫。
    总之，“双百方针”作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总方针，在其提出和阐释过程中带有明显的时代特色，尚待完善和深入。受历史条件的限制，在当时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对立、东西方文化论争充满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的国际大背景下，在中国共产党刚开始尝试用不同于阶级斗争的眼光来观察和思考问题的初始阶段；在建国后对历次文化批判运动中的问题尚需时日才能作出客观而深刻的历史反思的情况下，有些问题是很难圆满解决的。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有些问题在当时是可以进行深入的思考和总结的。缺乏这种思考和总结，一方面会影响“双百方针”的实践效果；另一方面，在大气候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又很容易使文化界成为重灾区。1957年“反右派”后，文化领域内严重混淆学术问题、思想问题与政治问题界限的大规模批判运动就是明证；知识分子被冠以“资产阶级”的帽子，遭到不公正的对待就是明证。当然，文化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组成部分，离不开社会主义的总体。在社会主义建设基本路线上出了问题，那么再好的文化政策也会遭受挫折，这已经为历史实践所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