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双百方针”要得到切实的贯彻，需要对建国以后文化领导工作的经验教训进行深刻总结。从50年代中国的历史大背景尤其是文化事业改革与改造的实际来考察，笔者认为，其中最重要的是分清政治问题、思想问题和学术艺术等问题的界限。在这方面，到“双百方针”提出时已经积累了较深刻的经验教训。在对电影《武训传》、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和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等运动中，已经存在越来越严重的将学术艺术问题、思想问题同政治问题相混淆，将学术艺术问题、思想问题当作政治问题来对待的错误做法，导致了建国几年后思想文化界比较沉闷的状况。另外，上述批判运动已经表明，在文化领域内不适于用群众运动、大规模的辩论和批判来解决和澄清问题。动辄从政治上“上纲上线”，就会严重阻碍学术文化的繁荣。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在提出“双百方针”之际，对于文化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显然有过思考和总结，他们对科学文化工作中照抄照搬苏联经验的教条主义做法有明确的批评，大力提倡用和风细雨的方法、“小民主”的方法、通过自由辩论的方法来解决学术艺术问题，尤其是，他们论述了有关政治问题、思想问题与学术艺术等问题的界限。早在1956年1月，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就指出：“学术问题、艺术问题、技术问题，应该放手发动党内外知识分子进行讨论，放手让知识分子发表自己的意见，发挥个人的才能，采取自己的风格，应该容许不同学派的存在和新学派的树立，他们之间可以互相批评，但批评时决不要戴大帽子。”（注：参见龚育之、刘武生：《“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提出》，《光明日报》，1986年5月21日。）同年4月27日，他又一次提出：“对于学术性质、艺术性质、技术性质的问题要让它自由，要把政治思想问题同学术性质、艺术性质、技术性质的问题分开来。”（注：《党的文献》，1990年第3期。）1957年3月10日，毛泽东在和新闻出版界人士的谈话中也讲到：完全学术性的“百家争鸣”，争论来争论去不会有影响，至于政策性的、涉及实际工作的讨论，恐怕就要分别一下情况。至于两者的范围怎么划法，可以研究。毛泽东在其他多次讲话和谈话中认为，只要不是像台湾一样，只要不属于反革命一类，不但在纯粹科学艺术问题上，而且在涉及政治性的是非问题上，各种观点和见解都可以争鸣。显然，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认为，有必要在政治、思想、学术三者之间划分界限。但同时，他们论述的重点又放在“双百方针”作为政治民主和言论自由的一种体现，如何在政治、思想等领域内分别贯彻的问题上，强调要允许各种言论、思想都有机会表现，并且在其表现的过程中用正确的主张、用无产阶级思想克服各种错误的主张和非无产阶级思想，而对于如何从文化自身的特点、规律和复杂性出发，结合建国后历次文化批判运动的具体教训，针对性较强地梳理与澄清某些认识或问题则显得不够。
    从建国后的文化工作和学术艺术各领域来看，某些文化领域如传统的文史哲，政治问题、思想问题与学术问题，特别是政治问题与学术问题的界限是比较容易认识和区分的；而在另外一些领域，如文艺理论、文艺作品和主要由资产阶级创立和发展起来的近现代社会科学，情况就比较复杂了。建国后历次文化批判运动中所发生的偏向也特别严重地表现在这些方面，其特点或者是在批判某种理论、学说的政治立场的同时，将其学术价值也一并否定掉了；或者是将学术艺术问题先上升为思想问题，然后再上升为政治问题进行批判。这就需要在提出“双百方针”之际，突出地强调划分政治、思想与学术艺术等问题的界限于文化发展的重要意义；特别需要结合过去具体教训得出一些具有可操作性的规定。首先要明确政治问题、思想问题和学术艺术问题的含义。所谓政治问题，主要应限定在是拥护还是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原则立场上；所谓思想或世界观问题，主要是指道德理想建设，属于思想政治工作的范畴；而学术学术问题则属于科学的探讨。其次，要充分认识学术艺术问题与思想、政治问题的复杂关系。在肯定文化产品受世界观甚至政治立场影响的同时，又不能绝对化。应该看到，就某种思想体系而言，其政治立场、世界观取向与知识价值往往是纠结在一起的，这就需要有一种客观而科学的提取、剥离的态度和方法；还应该看到，并非所有的学术艺术问题都同世界观或政治立场联系在一起，都简单的反映着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也要充分认识到，学术探讨的范围是广阔的，不仅包括文化问题，还包括政治理论与实践、世界观体系与价值的探讨，并非一涉及政治或世界观领域的问题就属于政治问题和思想问题。显然，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在上述方面的认识尚待深化、系统化和具体化。1957年“反右派”斗争后，随着大气候的改变，文化领域内严重混淆学术艺术问题与思想政治问题界限的教训，更说明了这方面认识的重要性。
    四
    要真正达到繁荣文化事业的目的，离不开作为科学和文化创造与传播的主体--知识分子的努力。而知识分子能否充分发挥其积极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党对知识分子的正确估计和知识分子政策。
    众所周知，周恩来在1956年1月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明确宣布：我国知识分子的“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周恩来文选》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62页。）。这种估计无疑是正确的。但中共中央领导人在知识分子阶级属性问题上认识并不一致。毛泽东往往从知识分子的家庭出身、所受的教育以及某些思想表现出发，将其视为资产阶级的。1956年8月30日，在中共“八大”预备会议上，毛泽东说：“我们党也吸收了一部分知识分子，在1000多万党员里头，大中小知识分子大概占100万。这100万知识分子，说他们代表帝国主义不好讲，代表地主阶级不好讲，代表官僚资产阶级不好讲，代表民族资产阶级也不好讲，归到小资产阶级范畴比较适合。”（注：《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02页。）中共“八大”的政治报告在肯定“知识界已经改变了原来的面貌，组成了一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队伍”的同时，却把新培养的劳动人民出身以外的知识分子，统称为“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需要指出的是，在毛泽东看来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并没有实质性的区别，因为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的世界观都属于资产阶级。1957年春，毛泽东在大力提倡和阐述“双百方针”的同时，又多次提及知识分子的资产阶级性质，认为无论资产阶级思想也好，小资产阶级思想也好，在知识分子中还是占多数的；现在大多数知识分子的资产阶级思想、资产阶级世界观还没有变，或者还没有大变，小变了一些；从知识分子的出身来说，从他们受的教育来说，从他们过去的服务方面来说，可以说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于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这种不正确认识，必然导致在实际工作中，只是将知识分子当作争取与团结的对象，当作统战的对象，而不是视为社会主义建设的依靠力量。产生这种认识的重要原因是对建国以后知识分子的思想进步估计不足。在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看来，知识分子中只有少数人，大约占其总数的10%，属于马克思主义者；大多数人，约为80%，属于接受社会主义制度，但在世界观上还未彻底转变的人。（注：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396-397页。）同时，他们又特别强调世界观对于实际工作乃至政治立场的影响，认为世界观如果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就必然会影响实际工作的正确方向，从而无法完全适应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要求*
    正是基于这种认识，1957年3月16日，《中共中央关于传达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的指示》提到了“双百方针”所蕴含的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教育和改造意义，指出：“这个政策的目的，是用说服的方法，用自由辩论的方法，而不是用粗暴的方法，向知识分子进行长期的、耐心的、细致的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毛泽东在许多讲话和谈话中，也屡屡提到“双百方针”对于帮助知识分子摆脱资产阶级世界观的特殊意义。从知识分子应当适应新时代的要求，学会用科学的世界观来认识问题的角度看，从政治思想工作的角度看，这无疑是正确的。但另一方面，这显然存在着对世界观于实际工作乃至政治立场的影响作绝对化和简单化理解的倾向，存在着对世界观要求过高的问题，即认为要搞好社会主义建设，整齐划一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至关重要，却忽视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忽视了人民群众不同阶层觉悟程度的不同，忽视了世界观的复杂性，忽视了只要在政治上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就基本上不影响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力量的事实。从而在实际上导致了将要求于一个共产党员或社会先进分子的标准普遍化了。薄一波深刻地指出：建国后很长一段时期内我党“在对知识分子使用的问题上思路狭窄。我们过去往往总是习惯于按‘发展党员、选拔干部’的思路去培养和使用知识分子。显然这是不全面的”。（注：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518页。）
    在知识分子问题上存在着的诸种偏差，必然会影响“双百方针”的实施效果。这是又一个重要的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