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人说，明代社会是“天崩地塌”的时代。从经济形态来看，是经济转型而未转成的时代，是承上启下的时代。这个时代处于封建社会后期，社会演变剧烈，矛盾错综复杂。社会经济的发展，究竟有那些新东西，可以左右或影响社会经济的发展，与过去有什么不同，有什么矛盾，有什么特点？这是值得研究的。研究清楚，有利于阐明中国封建社会发展规律，是有意义的。不过，这题目很大，非有深厚的社会经济史的知识，经济理论的素养及概括能力强者不能完成。我自不量力，在学习过程中，就这个问题谈一下自己的体会，目的抛砖引玉，不足之处，或有误解，希望方家指正！
    明代社会经济发展的特点，归纳起来，我认为有如下几点：
    第一，明代封建土地所有制的演变，与农民依附关系的削弱。
    明代封建土地所有制的演变中，引人注目的首先是官田向民田转化。明代封建土地所有制包括官田和民田两大类。官田名目繁多，影响较大的主要有一般官田，即还官田、没官田和断入官田，以及庄田、屯田和牧马土场等。如一般官田，自嘉靖以来，江浙及江西、广东等省，开始施行官民田“扒平科则”的政策，到了万历初年福建实行一条鞭法，取消了官民田的科则差别，一则征粮（参见万历《宁化县志》卷2， 田粮）。这样“封建朝廷所征收的田赋已经是根据它的君王资格征收的赋税，而不再是以土地所有者的资格征收的地租”（伍丹戈著：《明代的土地制度和赋役制度的发展》，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15 页）。无怪时人指出，承佃官田既久，承佃者“各自认为己业，实与民田无异”。他们实际上已成为自耕农（明顾起元撰：《容座赘语》卷2， 条鞭始末）。同时，自明中叶以后，随着明政府赋重役繁政策的实施，他们都用出让租佃关系的方式来实现官田的售卖。史称：“其更佃实同鬻田，第契券则书承佃而己”（《万历应天府志》卷19，田赋）。於是这部分官田便转入了贵族、缙绅地主手中，成为他们的私产。屯田、牧马草场被侵占成为私产的事例就更多。如军屯，景泰年间，宣府屯田被“陈乞霸占为［私］庄者，不下十余处”（《万历应天府志》卷19，田赋）。成化、弘治年间，顺天保定等卫所屯田，被官绅侵占为私产的就有4100余顷（参见《皇明经世文编》卷63，明马文升撰：《清屯田以复旧制疏》）。同时，由于赋重役繁，屯军逃亡，遗下荒田，官府“不拘军民僧道流寓土著人等，悉听尽力开耕，给与执照，世为己业”（《明经世文编》卷360）。至明末，由于侵占影射严重，制度紊乱， 积重难返，根本无法清理。正如崇祯年间户部大臣毕自严说，侵占影射“‘相沿己久，难於核实。请无论军种民种［屯田--引者］一照民田起科。’帝是其议”（《明史》卷256，毕自严传）。于是现存屯田大都变成民田了。牧马草场亦“多为亲幸陈乞以为私庄”（明丘浚撰：《大学衍义补》卷35）。如太监刘永诚“蒙赐武清县利上屯田二百五十余顷，因侵占牧马草地二百余顷”（《明孝宗实录》卷41）。於是这部份的牧马草场亦变成个人的私产了。至于庄田，虽在形式上是官有土地，但实际上早就向封建地主土地私有制转化了。如皇庄，明人周轸明确地指出：“天子藏富于民，而皇有庄是示天下私也”（朱键编：《古今治平略》卷22，《明代农政》引周轸语）。这是甚有道理的。所以明人郑大都才把皇庄看成皇帝的“私藏”（明郑大都：《经国雄略》卷2，皇庄田，明刊本，北京图书馆藏）。说明皇庄建立的过程，也就是官有土地向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转化的过程。贵族地主的庄田，其中“赏赐”、“乞请”和“求讨”而采的，一般来说，都是通过皇帝由国家控制的官田拨给的，允许他们收租，允许他们世袭，但不许卖买，而且还保持着追收追夺等支配和干涉权，可见这部份土地所有权仍属封建国家，他们仅有占有权而已。所以皇帝在赐予土地时，说明是给其“管业”的（见《明英宗实录》卷350）。其他侵夺、“投献”和“购买”而来的土地，则既有所有权，亦有占有权，可以任意处理这些土地。如嘉靖十七年，没收重犯外戚张鹤龄、张延龄的庄田，其原系奏讨者追没入官，“其自买顺义县庄田一处计四十七顷，许令变卖”（《明武宗实录》卷211）。这两种得来的土地混合在一起，就其土地所有制形态而论，便具有两重性，即封建国家所有制和封建贵族地主所有制。时间一长，必然转化，向地主土地所有制发展，如那部分“尝赐”、“乞请”而来的土地，在法律上，是不能买卖的，但由于允许世袭，允许“管业”收租，已经具有私有性的实际，因而出现了“转卖”、“典卖”的现象。如弘治十七年皇亲会昌伯孙忠子孙贤将被赐地500顷出卖，得银450两（参见《明孝宗实录》卷210）。买主是皇亲庆云候周寿。这虽是违法的卖买， 但一经买去，占有权转移，日久月长，随着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削弱，清查不明，无法追夺，占有权退色，所有权显露，於是这部分官有土地便渐渐地向地主土地私有制转化了。
    其次是土地买卖盛行，自由性和私有性加强。明代田制非常复杂，官田有各种不同的类型，如上所述。民田也有不同的类型和各种不同的等则，有沙田，梯田，柜田之别，还有大亩小亩之分等等。这种土地所有制的庞杂情况，正如王方中同志指出；“正是中世纪土地占有制的特点”（《明清社会经济形态的研究》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历史教研室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10页）。产生这种情况，主要是人为的，也有自然形成的，效果都一样。这种情形，不仅中国如此，西欧也一样。正如列宁指出：“中世纪的土地，占有制底庞杂性，是在阻碍着经济的发展；身分的体制是防害着商业的流转。”（《列宁文集》第3册，人民出版社，第80页）。所不同者，中世纪欧洲是领主制，在法律上土地不能买卖，土地占有等级结构十分突出；中国是地主制，土地占有的等级结构不及欧洲鲜明，土地买卖很早就已经出现。只是宋元时期土地兼并的特点，主要是采用非经济手段如强夺、强占等，土地买卖还不够突出，是次要的。迨至明中叶以后，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土地买卖在宋元的基础上日益频繁，虽然采用非经济手段如强夺、强占等去兼并土地依然存在，但已经是次要的，货币卖买逐渐成为土地兼并的基本途径，“土地所有者可以象每个商品所有者处理自己的商品一样去处理土地”（《资本论》第3卷第696页）。从前“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名誉上属于皇帝所有即官有土地的观念，明中叶以后也开始变化，皇帝使用土地，一样需要出价购买。史称：“［明］武宗幸扬州，买民舍自居，仍以契付税课局批税藏之”（吴郡扬仪：《明良记》［续说郛丛书本］第 2页）。这虽是个别事例，但也反映了土地私有性的强化程度。地权的转移非常迅速。明人张萱引用一首诗，反映了当时土地频繁转移的情况：“一派青山景色幽，前人田土后人收；后人收得休欢喜，还有收入在后头。（《西园闻见录》卷24，田宅）。当时，常熟有一家暴发户也在墙上题诗云：“多买庄田笑汝痴，解头粮长后边随，看他耕种几年去，交付儿孙卖与谁”（顾元庆撰：《夷白齐诗话》）。当时，土地买卖，如万历三十二年九月初十日江苏省黄阿邵出卖土地的文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