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存在世仆、佃仆、庄奴、奴仆等劳动者，……我怀疑南方是否出现了第二次农奴化。西方第二度农奴化的产生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有关，我国在明清时期资本主义萌芽还相当微弱，是不是传统的封建社会城市人口的膨胀对商品量需要的增加同资本主义萌芽结合起来，促成了第二度农奴化的提前出现呢？（《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三联出版社1979年版，第420页）
    我们认为十五、六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的兴起，商业、手工业城市的发达，对商品粮食和工业原料的需要增加，导至农产品价格上涨。在这历史条件下，似德国的封建领主受到了刺激，从前用固定金额折役和折收实物地租，显然对他们不利。为了适应新的市场要求，增加收入，获得更多农产品，以便出售，攫取货币，以供挥霍。他们不仅把自由民普遍地沦为农奴，而且把业已废除了的劳役地租重新恢复起来，使生产关系由实物地租倒退回劳役地租阶段。农奴制在“德国重新复活了，再版了”（《恩格斯致马克思》68，载《马恩全集》第35卷）。恩格斯称之为德国历史上的“第二次农奴制”（同上书，《恩格斯致马克思》67）。而明代南方的佃仆制与西欧第二次农奴制是不同的。众所周知，佃仆制的产生不是始于明代，可以追溯至晋朝，西晋的部曲、“佃客”实即其滥觞。从生产关系来考察，部曲、“佃客”和佃仆都是具有主仆名分的同一类型的佃农，其人身依附关系只有程度上的差别，经过隋唐农民起义的打击，在北方基本上已经消灭（参见叶显恩：《明清徽州农村社会与佃仆制》第297页）。 但自西晋以后北方士族向南迁徙，这种部曲、“佃客”制亦随之而迁来，於是到了宋朝在南方便盛行起来，如北宋时，京东地区“岁恶民移，寿隆渝大姓富室，蓄为佃仆。”（《宋史》卷333，朱寿隆传）。南宋时，徽州人罗愿也指出， 这些人“或迫饥寒，或遭诱略”而沦为佃仆（罗愿撰：《罗鄂州小集》卷5， 《鄂州到任五事札子》）。当时南方的经济刚刚赶上或开始超过北方，而佃仆制在北方已经销声匿迹，却出现在南方，除了上述有其历史根源外，还有社会经济原因，据明人徐贞明说：“东南生齿日繁，每人浮於地，……今天下浮客依富家以为佃客者何限”（《潞水客谈》，丛书集成本，第2页）。换言之，就是南方劳动力过剩，民欲耕无地， 这些无地的农民，称为“浮户”，多投靠缙绅地主为佃客。同时，因为赋役繁重，农民负担不了，被迫带地投靠地主，充当佃仆；而这时期北方庄田较多，且还有旷废，因而土地问题不突出。所以佃仆制出现在南方，不见于北方，是于其历史根源和这些经济因素有关系的，而和西欧第二次农奴制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
    相反地，有的经济上比较落后的山区，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也可能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因为商品经济的发展，引起了经济作物的普遍种植，而许多经济作物是最适宜于山区种植的，如茶、桕油、漆、棕、靛、竹、木材、果品等等。这些山货常作为手工业原料通过市场而出卖。所以，某些山区曾出现了商品性较大的特色。如位于武夷山下的铅山，是个山区县，商品经济十分发达，就和种植经济作物有关。再加上山区“天高皇帝远”，所遭受封建势力的摧残和压迫，较诸经济发达的地区稍轻一些。这样，有的山区就有可能出现资本主义萌芽，如浙东山区的蓝靛业和其他山区的采矿冶炼业，可以佐证。
    总上所述，落后的佃仆制不出现于北方，却出现于社会经济发达的南方如徽州府。资本主义萌芽不出现于封建势力强大的城市，却产生于沿海的一些经济发达的城镇和偏远的山区，这是由社会历史根源和经济因素决定的。可以作为例子，说明明代社会经济发展的地域性和不平衡性的特点。
    第四，传统的地主经济的式微和宗族地主经济的兴起。
    明代的地主阶级，在商品经济的影响下，发生了一些量的变化，特别是在商品经济发达的东南地区，有些地主不满足于单纯的地租收入，而急于经营商业，攫取商业利润。史称：“吴中缙绅士大夫，多以货殖为急”（黄曾省：《吴风录》）。明代广东的官僚地主庞尚鹏家父，“曾与家人负贩，及壮为木商”。他家的经营原则就是攫取商业利润。他说：“如商贾无厚利而妄意强为，必至尽亏资本。”因而他提出“民家常业，不出农商”的治家格言，改变了自古以来地主阶级“力农为本”的单纯经营土地的原则（明庞尚鹏：《庞氏家训》，载《岭南丛书》第3集）。明代福建的城居地主也没有例外，同样插手商业活动。 他们把在乡下收取的地租，除了自己需要消费的部分运入城市外，其他余下部分完全出售，“相率积银，逐末生息”（《弃草文集》卷5， 《广积谷以固闽幸议》）。也有的地区个别地主甚至经营经济作物，进行商品生产，开始向经营地主转化迈出了初步。如“［河南］南阳李义卿，文达公贤之曾孙大父也。家有广地千亩，岁植棉花，收后载往湖湘货之。”（《西园闻见录》卷17，临财）。以上这些地主和商品经济有联系，得风气之先，改变了传统的地主经济结构和经营方式，属于开明的进取类型。在整个地主阶级中，人数很少，是个别事例。大多数地主包括贵族缙绅地主尚是坚持传统的地主经济结构和经营模式。他们拥有大量的土地，如贵族地主中，天启年间，瑞王占有陕西、山西、河南、四川诸省庄田多至三万顷（《明熹宗实录》卷76）。缙绅地主占有土地的数量也很惊人，史称：明末河南“缙绅之家”占“田之多者千余顷，即少亦不下五七百顷。（清郑廉撰：《豫变纪略》卷3， 巡按御史高名街上疏）。他们经营土地，主要采取租佃制，单纯地收取地租。地租的形态，明中叶以后，定额地租制逐渐取得了主要地位，特别是折租制和货币地租制的出现，使他们无需似实行分成地租制那样，亲自监督和干预生产，以及给佃农提供种子、农具等生产资料。在定额地租下，他们可以根本不必关心生产，连收取地租也委托家臣或“豪奴悍仆”去管理。当经营不善，遭到佃农欠租抗租的时候，他们便依靠封建政权的力量去迫取地租。如万历十三年（1585年）杭州府钱塘知县替缙绅地主林灏向佃户叶耀用刑，迫取地租，“叶受笞三十，至家而死”（明冯梦祯撰：《快雪堂漫录》五朝小说本，第5页）。天启六年（1626 年）庐江知县陈宪皋接受富家监生刘士杰、朱继芳等人的贿赂，“终日代为迫租取债，小民苦之。（明郭尚友撰《漕抚奏议》卷1，北京图书馆藏善本）。 类似事件尚多，今不备举。欠租抗租斗争普遍开展，是传统的地主经营式微的表现。在商品经济的刺激下，他们生活更加奢侈、淫逸和腐化。史称：“勋戚宗绅，竞尚侈靡”（乾隆《长治县志》卷8，风俗引程三诏语）。多以衣服饮食宫室舆马相尚。（郑廉撰：《豫变纪略》自序二）。如南京屯田御史钱海山，罢官归鹿苑里，拥有大量的膏腴土地，“自鹿苑至城居凡六十余里，置美庄四十九处，所至饮食供帐，无不具备”，过着“红楼绣闼，宫商粉黛，以及山珍海错”的豪奢生活（明钱五卿：《鹿苑闲谈》，抄本，转引《明代社会经济史选编》下册，第64页）。乌程董份尚书“富冠三吴”。他拥有的珠玉金宝，甚至连皇帝的“内帑不能与之比”。万历时，他的孙女出嫁，有妆奁衣饰三百箱，用六百女子看守。他家豢养了鼓吹戏剧诸技三班，每“遇宴会，则声歌杂沓，金壁夺目，引商刻羽，杂以调笑，尽情淫乐”（明范守己：《曲湖新闻》卷2；《万历邸抄》，万历十八年庚寅卷，台湾学生出版社版）。他们之中，还有些人沉溺于园林之美，寄情山水，啸傲林泉，经营别墅山庄。只是这些山庄，“恒不冶生产”，庄内“皆高楼广厦，列植奇花怪石”（明范濂：《云间据目抄》卷5，土木），常常为“一木一石， 费中人数家之产”（徐昆：《遁斋偶笔》卷上）。他们分割和集中大量的社会财富，本来可以用于扩大再生产，却被他们的奢侈腐化生活消耗殆尽。总之，他们完全丧失了封建社会初期地主阶级的气质，无所事事，生活空虚，不求上进，但求享乐。明人窦悦耕有诗云：“人生安分只逍遥，莫向穷时叹不遭。赫赫几时还寂寂，闲闲到处胜劳劳。一心似水惟平好，万事如棋不着高。王谢功名有遗恨，何如刘阮醉陶陶”（明张萱：《西园闻见录》卷22，《高尚》引《怀麓堂日记》）。这首诗完全反映了他们设落颓废的人生观。在这样的社会环境里，他们之中，有的缙绅地主的后代开始败家，出卖土地，史称：广州府司狱陈均，福建人。“景泰年间，告老附籍本处［南海］桂州堡，置田六顷余。均死，子好奢华，日穿罗绮赴场走马，引人观看，露锦绣百端，遍街衢游荡，逞自己威仪，买地承宣街，起屋费银三百余两，即今卖与黄知县，六顷余田，廾余年则尽倾散。”（明霍晚节：《霍氏仲房族谱家箴》，载《雍正太原霍氏族谱》卷3，残本，佛山祖庙藏书）。 似这样的缙绅地主后代奢侈腐化而败家的事例，史籍记载，不绝如缕，如在江南，“川沙王氏，自嘉、隆间以素封起家。”至万历年间，其后代“公觐玩好声色，服食起居，必极一时之选，豪华性成，家虽中落不改。……崇祯末，家渐式微，鼎革后，废毁殆尽矣”（叶梦珠：《阅世编》卷5，门祚二）。 又在嘉靖中，武进县，据唐鹤征说；地主“富家之败，宕子急于售产（指田地--引者）”（《天下郡国利病书》卷23，江南11，武进县）。在地主阶级中，缙绅地主后代败家事例，固然是衰落的表现，就是一般地主，在生产上，随着传统的地主土地经营的式微，他们也“变成了多余的阶级，甚至已经变成了直接的障碍”（恩格斯：《论封建制度的解体及资产阶级的兴起》载尚钺编：《封建社会历史译文集》，三联出版社出版，1955年版，第14页），不管他们如何凶残，如何作威作福，他们的政治经济地位都一天不如一天了。他们已随封建社会没落而没落了。